从我看来，天下最难的事情之一，就是丈夫劝妻子不要生气。从某一天开始，突然间她就成了天下最蛮不讲理的人。你用尽了所有的伎俩——口干舌燥的规劝、声嘶力竭的辩解，最后都只落得一个落荒而逃。如果你自尊心太强，很有可能会被她的无理激怒、摔门而去，然后面对黄浦江、嘉陵江或者不管什么江一个人黯然神伤。你身心疲惫。想起曾经，只要你一出现她就会笑容灿烂、只要你一服软她就会破涕为笑，你不禁怀疑起那当年的楚楚动人、端庄温柔是否只是你自己的一个幻象。

这大概是夫妻之间最为糟心的时刻了。

鲍博士，他七十开外，除了行动稍有迟缓外看起来非常健康。他个子不高，嘴唇上面留着仔细打理过的花白胡子，下巴则刮得干干净净。鲍博士是个非常有学问的人。他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以优异成绩毕业，选了三个专业——英语、德语和生物学；又在美国中西部一个大学获得两个硕士学位——一个是神学、另一个是科学和神经心理学；随后又在加州拿了一个临床心理学博士。他喜欢和我谈圣徒保罗、也和我谈他们家的孩子。但他最喜欢谈的，似乎是他的妻子。

“有一阵，我妻子在一个公立学校教书。那是一个非常差的学区，可她自己上过私立高中。你可以想象反差有多大。”

我一边听着、一边脑补着在破落教室里的一群喧闹而无法坐定的孩子。单亲妈妈、海洛因、枪支、黑帮。教室的过道里每天会有人打架。老师仿佛是对着一群整天喝倒彩的观众演戏，但你每天还必须回去上课。

“所以，你可以想象她每天的情绪。”

惊涛骇浪。

我同情地看着鲍博士。

如果我的妻子有类似情绪，我大概会劝她要降低她的期望值。我会想提供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法，但说实话，我自己从来没有遇到过鲍博士形容的类似情况。我还会建议她找闺蜜、心理理疗师、做瑜伽、祷告。我会劝慰她，但如果她还不听劝的话，我可能会提醒她，她当初志愿去公校教书时就应当料到是这样的情况；我可能还会告诉她，如果她不喜欢，可以另外找一份工作；我最后一招可能就是大声地告诉她，她是个大人了，她需要坚强。然后，我就会躲着她走。

“如果那天她情绪非常不好，大发雷霆，我就会问她，她是想听我的建议呢，还是就是想诉苦。”鲍博士继续说到，“如果是想听我的建议，我会告诉她，等她准备好了，我随时和她讨论；但如果她是想诉苦，那我就和她坐下。我会想象，在我们屋里有另一个我。我会给他起个名字，嗯，就叫皮卡丘吧。”

我想起了那个平时可爱、一发脾气就放电的卡通人物。

“是的，皮卡丘。在妻子发脾气的时候，皮卡丘急着要她振作起来，提醒她注意自己的脾气。这个皮卡丘还是个喋喋不休的老师，忍不住要在妻子开始讲话的时候就插话，因为他觉得他早就知道妻子接下来要讲什么，而他的皮氏理论是解决妻子问题的唯一办法。皮卡丘时而激动、面红耳赤，觉得如此简单的道理妻子竟然不能了解，不知从何讲起；时而沮丧、情绪低落，觉得世界上没有比他更加心力交瘁的丈夫了，而一个本来非常美好的晚上（他或许已经准备了上好的红酒，准备和妻子共享；或许已经策划好了周末一起到那个他向往已久的海滩；或者刚刚买了一份贵重的礼物，本来准备给她一个惊喜），却被妻子的情绪毁了。皮卡丘甚至想到了离家出走。”

哇！原来在每一个和气丈夫的内心，都藏着一个皮卡丘啊。

“我会想象，在我和太太之间，还有一张空着的椅子。”鲍博士继续说到，

“空着的椅子?”

“嗯，其实，在我们家的客厅，就有这样一张椅子。我会对涨红着脸的皮卡丘说，‘小皮、小皮，我知道你想说话。你想说的话成千上万。你要说的话也非常有道理。不过，你先坐在这张椅子上，给我半个小时。我的妻子对我很重要，我要先听她说话。给我半个多小时。等她说完了，我能再来和你说，好吗？’”

“接下去，我就专心倾听妻子说话。‘这好伤心啊’‘真的好难啊’，她时而大声、时而断断续续地诉说，我则聚精会神地听着，时而附和。好几次，皮卡丘都想插嘴，但话到嘴边，想起刚刚已经答应我安静半小时了，就咬紧牙关，不提供任何意见、不说一句反驳的话。

半小时过去了。愤怒、沮丧、痛不欲生都渐渐地平和下来。‘我现在想去休息一下了。’妻子边说边起身。

‘好的。’我目送妻子去我们的卧室。

一个小时后，妻子从卧室里出来。‘我给你做饭吧。’

我笑盈盈地去拉着她的手，‘好啊！’心里却暗想‘好险！’

妻子也伸出手来，嘴角洋溢着笑容。

我突然想起皮卡丘，转身去看那张椅子，发现他居然已经不在了。”

鲍博士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还没有新冠。之后不久，新冠就到了中国，我和太太就在家禁足；我们到了美国，新冠也跟着来了，我们又在家禁足，至今已经有一年多了。禁足刚开始，我们两个有一个激动的时候，我就想起鲍博士的故事，然后笨手笨脚地依猫画虎。蓦然回首，我发现我们夫妻之间糟心的时候真的少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