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

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

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

天地一时，无比开阔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

卷首语 · 激荡三十年

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间，是中国律师制度恢复以来奔腾涌动、一往无前、激荡不已的四十年。这是肆意生长的时代，这是锋芒毕现的时代，这是高歌猛进的时代，这是激情浮躁的时代，这是和光同尘的时代。站在历史长河的当下回望过去，每一个故事和人物随着时光的涤荡而愈现清晰。中国四十年间乾坤巨变的发展恰如顶立天地无间风雨、孕育惊涛骇浪的深海，而中国律师业近三十年的发展变迁恰如这海上的一叶扁舟，紧紧伴随着这片深海的跌宕起伏而高低上下。

幸而又幸的是，君合——作为中国最早的合作制律师事务所之一，它30年间的发展亦是现代中国律师业发展的亲历者，璀璨岁月、如画时光的同行者，是一路上热爱且感动的见证者，是崇高而温暖的捍卫者。一路走来的君合，执着而坚定、优雅而不复杂。它的故事，是时代的缩影，也是中国律师行业近代发展凝结成的一颗璀璨的果实。当我们翻阅君合这段激荡而动人心魄的历史时，我们更愿意回溯到君合历史的源头，寻找那段最丰厚、最独特的记忆。

1988、1989年，便是这段历史的开端。

第一部分  君合浮出前的中国律师业发展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1776年7月4日，作为美国最重要的立国文书之一的《独立宣言》由第二次大陆会议(Second Continental Congress)于费城批准，这一天后来成为美国独立纪念日。宣言全文由后世称之“五人小组(Committee of Five) ”聚集起草，这五人小组中，有三位：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和罗杰·谢尔曼，曾作为职业律师执业。

建国初期，新中国律师制度的蹒跚起步

1956年，距《独立宣言》整180年后，新中国司法部向国务院正式提出《关于建立律师工作的请示报告》，律师制度开始在全国推行。《报告》经国务院批准后，司法部起草了《律师暂行条例》（草案）和《律师收费暂行办法》。同年，司法部副部长带队去莫斯科学习律师制度，以筹建既能体现司法文明，又能适应中国社会客观需要的社会主义律师制度。

然而，短短一年后，1957年下半年，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律师和律师制度被划归资产阶级产物而被彻底否定，《律师暂行条例》（草案）也未能通过。这一年，北京市原有的三个法律顾问处中，有两个主任被打成右派；从业的100多位律师中，30%骨干律师成为右派。

1958年，各地法律顾问处基本被撤销。

1959年，司法部被撤销。随之全国的律师工作机构全部被撤销。

新中国刚刚起步的律师制度受到重创。

改革开放后，律师制度的重建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正式开始。会议中提出的一条主要议题，就是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和保障公民权利。邓小平在讲话中明确提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无法，人民无权”的年代从此结束，司法制度和律师制度逐渐开始恢复。

1979年4月，中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成立负责起草律师条例的专门小组；7月，中国刑诉法颁布，第一章第八条明确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律师制度在立法上重新确立。同年9月，司法部重建。12月9日，司法部发布《关于恢复律师工作的通知》，明确宣布恢复律师制度。

这一时期的中国，国家与社会高度一元化，国家公权极度发达。律师机构由政府举办，称为“法律顾问处”，在性质上是国家事业单位，律师则是国家公职人员。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颁布了《律师暂行条例》，开篇第一章第一条即规定：”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社会的变化，这个定位也给律师们带来了困惑。

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律师编制归政府统筹，从政府领取工资。然而作为法律工作者，律师受到客户的委托，需要为客户的利益服务，“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带来的利益冲突日益凸显。

1988年3月1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在全国七届人大2900多名代表中，有4位律师。此前的六届人大，没有一位律师代表。这一天，距离《独立宣言》发表已经212年，自1949年新中国建国，也已经过了近40年。像任何一个伟大时代到来前所需经历的艰难困苦、百转千回，中国律师行业在此之前的发展也历经重重艰辛困苦。

第二部分  君合“萌芽”

律所体制改革浮出水面及君合萌芽

1983年开始，国家经济体制方面有了一些改革。之前，律师业务主要是刑事辩护和民事代理，还没有企业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此时，司法部开始拓展这方面的业务，。渐渐地，企业有了法律顾问。随着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律师业务有了新内容，受托为外资企业提供法律服务的情况越来越常见。到1983年底，中外合资企业达到190家。这一年，武晓骥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毕业，而肖微还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经济法专业的大三学生，并在北京市第七律师事务所实习；王之龙先生已经以访问学者的身份从哈佛大学归来，到现今的首都经贸大学经济法专业任教。

从政法大学毕业后，武晓骥任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贸易部所属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咨询公司并全面负责法律咨询部的工作，尔后创办了当时的经贸部所属的“长城对外经济贸易律师事务所”。在此期间，他向诸多中外企业、公司、政府部门等提供了大量的法律咨询服务。同一时期，武晓骥也有了创办一家非官办律师事务所的想法，但得到的“官方”答复是： “这绝不可能！”在其后的1985年11月，武晓骥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法学院学习，而这一年，肖微在84年北大毕业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国际经济法专业，继续攻读法学硕士。

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律师暂行条例》的局限性也不断显现。律师制度改革的开端，除了国办所外，出现了非官办形式的合作制律师事务所。7月，新中国第一次全国律师大会在北京举行，通过《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章程》并正式成立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行业自治的管理体制初露端倪。与此同时，有关人士已开始进行相关的考察和调研。1987年，司法部把一份关于律师体制改革的报告上报国务院。不久，国务院批复：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做改革试点。司法部的改革方案，力度相当大：新体制下的律师事务所，不占国家编制、不要国家经费，实行“四自”--自收自支、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组织方式。

1988年，开端

时间推进到1988年。1978到1988年，从改革开放开始的十年间，中国从政治到经济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1988年，对君合的筹建、对国内民主政治的发展、甚至对世界政治环境格局来说，都是需要浓墨重彩的一年。

有人称1988年为“世界选举年”。美国副总统布什在竞选中获胜；南朝鲜结束了全斗焕七年的独裁统治，民主正义党党魁卢泰愚当选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导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于1989年内发生了一系列剧烈的“政治地震”；“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改名为“缅甸联邦”，以国防部长苏貌将军为首的缅甸军队接管政权，宣布废除宪法，解散人民议会和国家权力机构。

国内，通过人大会议选举，新一届政府产生。《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审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开始推行。在经济上，1988年也开始了“资本的苏醒”：在此之前，中国民间公司的出现和发展是无意识的，他们更多的是为了让自己免于饥饿，而在此之后，对资产的追求成了新年的主题。那些先觉者开始把眼光放得更远，他们思考企业的归属于命运。 

1月，鲍勃·迪伦（Bob Dylan）入选了位于美国俄亥俄州克里夫兰的摇滚名人堂，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在致敬表演中说：“就像猫王解放了你的身体一样，迪伦解放了你的思想。”他21岁的成名曲《答案在风中飘扬》 (Blowing in the Wind) 中写道：

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才能称为真正的男子汉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人们评价，“他抓到了那个时代空气中微微颤动的集体思绪，说出许多年轻人面对时代的困惑。他们知道眼前的世界正在经历着巨变，一切既有价值都正在被颠覆；他们渴望改变社会，也希望追求个人的自主，所以要对抗一切传统权威。”他在关于这首歌的访问中谈到，太多人想要提供给他答案，但他并不想接受，他要自己寻找在风中飘荡不定的答案。

与此同时，君合创始人中的两位：王之龙和武晓骥，在美国另一端的亚利桑那州见面了。86-87年，王之龙作为首都经贸大学教授，相继到纽约、波士顿的大学教书。这位相比其他人都年长很多的创始人，之后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王先生”。而这一年的夏天，肖微刚刚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毕业，毕业后去了中国法律事务中心。

出国前，武晓骥在工作中有过向诸多中外企业提供法律服务的经历。在他美国留学期间，有一次做演讲，武晓骥也敏感地捕捉到了外国客户对中国律师“公职”身份的担忧，有一个外国人这样问道：“中国的律师事务所是官办的，律师同时是国家工作人员。我们的习惯，对律师是不保密的。到中国做生意，中国的公司都是国有的，和中国律师打交道，就等于和国家打交道，中国的律师因为是国家雇员，就有义务把我们的商业秘密汇报给政府。外国企业的商业秘密能够得到保护吗？”同样，在1980年就作为北京市政府公派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法律的王之龙，在留学期间曾在多个华尔街知名律所实习，学习、考察美国的法律及律师制度。两人在美国见面后谈起，是否能在国内办一家像美国一样，非官办的律师事务所呢？

88年春节前后， 王之龙由美国返京，带回了武晓骥的两封信。一封给了一位武晓骥当时在司法部律师司工作的政法大学的同学，另一封给了武晓骥的发小肖微。

1988年，中国法律事务中心在海南设立办事处，肖微奉命去海南办事处担任办事处主任“打天下”。那时的海南还没有空调，酷热的天气让在北京长大的肖微有点吃不消。

中国法律事务中心是司法部直属律师事务所，行政级别是司局级，是由司法部直接批准的五个律师事务所之一，工作证上印着大大的国徽。当时任中国法律事务中心海南办事处主任的肖微激动地和朋友谈起自己要创立非官办律师事务所的想法时，朋友一度以为“是不是海南的气候把他热糊涂了，简直有点疯”。

就这样，王之龙、武晓骥、肖微这三个对于君合的诞生至关重要的人由此联系在了一起。这一年，此前一直籍籍无名的作家汪国真往《读者》杂志投稿了他的一首诗作《热爱生命》：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

这年的大年三十，人们在电视机上看到了第一届中央电视台在彩电中心大演播室现场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晚会上，毛阿敏一首《思念》，从此家喻户晓。随着大街小巷的：“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在美国刚过完春节的武晓骥向国内发回了13封“上书”信。信件通过不同渠道呈送几位中央领导手中。信中，武晓骥将自己之前“律师体制应该改，律师不能继续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观点做了系统阐述。

3月25日至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选举出新一届政府的各部委领导，蔡诚同志被任命为司法部部长。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的蔡诚部长专访文章中，谈到了律所体制改革的话题，中国律师制度改革初见端倪。武晓骥在美国可以收到领馆免费寄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看到了这篇文章，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于是有了回国的念头。

5月，司法部关于律师改制的明传电报发往各地。6月3日，司法部下发《合作制律师事务所试点方案》，每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可以试办1—3家。

7月30日，武晓骥回到暌违3年的北京。回国当天，肖微去机场迎接武晓骥。回到家中放下行李不到一个小时，武晓骥就急着将肖微拉到前门附近的一家茶室去聊开办新所的可能性。就在两天前，全国第一家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已经在深圳成立。多少有些失落的他们约定："不能办全国第一家，就办北京市第一家。" 

8月开始，北京进入了一年中最燥热的时期。伴着酷暑和汗水，王、武、肖正式开始了事务所章程的起草。这个夏天，肖微社科院法研所的同学储贺军也加入了君合初创的队伍。试点方案公布后，司法部已经收到了全国各地多家律所的申报申请，为了争取尽快递交申请，章程的起草工作经常需要加班加点到半夜。武晓骥将这份章程比喻为事务所的“宪法”，可见其重要程度。几个月里，大家对章程的每个细节都要进行逐字逐句地商讨，“精确到标点”。

加班的日子，有部分时间需要借用武晓骥的父母家，剩下大部分在王之龙先生家的四合院中度过。这个朝阳门附近的小院，对于武晓骥和肖微来说，已经很熟悉了。小院门口的胡同，叫新鲜胡同，旁边南竹竿胡同里的学校——八十五中，武晓骥和肖微，与王先生的一双儿女，曾是这里的中学同学。没有人知道十几年后，将有一家叫做君合的律师事务所会在这里诞生。

1988年8月，36岁的华尔街马基罗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高西庆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员王波明相约从纽约回到北京。他们回国的目标是：筹建中国的股票交易所。两人约定，回国后干五年，如果干不成事，一个去修自行车，一个去卖包子。 

9月，四年一度的夏季奥运会在韩国首都汉城举行，那时候汉城还叫做“首尔”。刚刚经过“六月抗争”民主运动，结束军政府独裁统治的韩国，成为继东京之后第二个主办奥运会的亚洲城市。这届比赛中，中国代表团只获得了5枚金牌。举重、射击、女排、体操、击剑等优势项目接连失利，女排在冲击“六连冠”的途中折戟，“体操王子”李宁更以连续两次重大失误结束了自己此行的奥运之旅。

同病相怜，满载了创始人憧憬和抱负的君合还未起航，漫天的风雨就将这艘小船死死压在港口，差点无法启航。

第三部分  君合“破茧而出”

艰难的“诞生”

1988年11月，申请成立的报批材料正式递交司法部，曲折的报批流程开始了。88年的圣诞节，武晓骥到美国和家人一起过圣诞节。在与王先生家里通话时，肖微告诉他，批文恐怕拿不到了，筹划了那么久的时间眼见不成了，电话里的肖微异常沮丧。武晓骥只说：“等我回去”。

89年1月开始，武晓骥从美国回来后和其他创始合伙人一起，因为批文的手续，辗转于各个部委办公室和领导家中。因为批准试点的程序变化，又带来了更多的难题。首先，根据北京市司法局的要求，成立申请上的人数由三人增加至五人。这时，经肖微的推荐，他另一位北大的同学段海海在这时加入创始人团队。

此外，要拿到批文，司法局要求出具办公场所的租房证明。但是没有营业执照，就租不到办公室…… 10天的时间，几人从贵友大厦，到东三环一个独立的一层小院，又去过赛特、和敬公主府、和复兴门桥附近的工美大厦。如果要租办公场地，当时的单位都要求君合出具单位的介绍信。但因为没有批文，司法局不能给没有营业执照的君合开具介绍信，没有介绍信就不能租办公场所，没有办公场所的证明就无法拿到北京市司法局的批文。“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千古难题，让当时君合的几位创始合伙人挠头不已。后来终于通过武晓骥一位熟人的关系，在友谊宾馆的科学会堂租到了一间办公室。租金一年4万块，50平米。

办公场所的事情终于解决了，然而接下来报批的过程同样充满挫折，或许还有点心酸。武晓骥和肖微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上奔波了几个月。1989年北京的春天，现在谈起来武晓骥还记得：“风特别大，沙也大，夹杂着一起吹到脸上。” 

报批申请材料转到北京市司法局之后的一天，武晓骥和肖微不顾贸然，摸着找到了某位领导的家里。80年代的楼道里，白天也很昏暗，两个年轻人敲开门，战战兢兢说明来意，向领导表明了他们要做好一家律所的信心和决心。两个人到现在都还记得，当那位领导打开门听到他们两个说明来意时，脸上讶异的表情。他很惊讶，两个年轻人居然能想方设法找到家里！更惊讶的是，年轻人说明来意的那份殷殷之情。但等待武、肖两人的，是未知的答复和不知能否成功的道路。

当时身为首经贸教授的王先生已临近退休。年近六十，王先生先后经过了解放、土改、十年动乱和改革开放，是那些时期的亲历和见证者。1948年，王之龙考入燕京大学法律系。1952年毕业时，恰逢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他拿到的毕业证上，写的是北京大学。毕业后，服从组织分配，王之龙到华北行政委员会人事局工作，后来到了当时一穷二白的包钢参与建设。文革时期，王先生被怀疑是“特务”而遭受批斗被下放到“牛棚”，经历了那个错乱年代中各种“蹂躏”。父亲与妻子也相继在那时罹患癌症去世。谈到文革中的遭遇，九十高龄一贯平静淡然的王先生也不禁激动起来，让人不禁想起同样是北大著名语言学家、文学家、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季羡林在自己写的《牛棚杂忆》中的一段话：“我原来为自己定下了一条守则：写的时候不要带刺儿，也不要带气儿，只是实事求是地完全客观地加以叙述。但是，我是一个有感情的活人，写着写着，不禁怒从心上起，泪自眼中流，刺儿也来了，气儿也来了。我没有办法，就这样吧。否则我只能说谎了。”可见，那段扭曲的岁月对这些老一辈知识分子的伤害和刻在心上深深的伤痕。

但王先生保持了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勤奋和努力，即使在牛棚中，他也没有中断英语学习，从牛棚回来，依然每天学习英文至深夜。也正是由于出众的英文能力和法律学习经历， 1980年，王先生作为北京市两位公派留学生之一，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法律。到1989年创立君合时，王先生刚好六十岁。艰苦的岁月中，他没有放弃坚持学习；几十年过去后，他也没有忘记对法律和律师职业的坚守。

在君合20周年的活动上，原北京市司法局局长孙在雍也动情回忆起当年君合审批的情况：“提出组建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君合是第三个，已经超出了司法部规定的数额。批还是不批，当时我们也还是有些犹豫。但当时的发起人武晓骥、肖微他们决心很大，翻来覆去地提出申请，有的时候白天到办公室里谈这个事情，有的时候晚上到我家里去谈这个想法。从当时的情况看，他们要丢掉铁饭碗、要下海、自谋生路，行还是不行，还是两可。所以我们也是有些犹豫，但经过反复再三的斟酌，他们有这个愿望，决心有那么大，那还是批吧。”

1989年4月15日，是每一位创始人都难以忘怀的日子。经过了几个月的奔波，批文终于通过了。谈起当天的情形，武晓骥依然历历在目。当天上午，武晓骥收到北京市司法局的消息，让他去取批准律所成立的批文。于是下午，他和段海海一起到司法局，“还是坐公交车过去取的”。1989年4月15日，君合成为了北京市第三家合作制律师事务所。

多年以后，说起君合的成立，人们都会觉得是一个充满荣耀的时刻。但是历史是不会未卜先知的，特别是在当时政治、经济环境都还处在不停探索中的时期，每一个决定都充满了冒险。

1988年6月3日公布的《合作制律师事务所试点方案 》第一章第一条明确规定：“合作制律师事务所是由律师人员采用合作形式组成为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提供法律服务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事业法人组织。”律师事务所摆脱了官办，律师的身份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方案》第十二条：“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不占国家编制。”这意味着要加入律所，就必须辞去公职。此外，新体制下的律所不占国家经费，自收自支、自负盈亏。没有了稳定的工资，大家的收入也没有了保障。当时，武晓骥在经贸部任职，肖微和储贺军在司法部，身份都是国家干部。创始人中唯一的一位女性段海海在一家规模很大的外企担任高管，每月工资1500人民币，外加800外汇券，公司还给她配了一辆“奔驰”轿车作为专车。要知道在那时，普通工作人员的人均工资只有几十块。当时，还没有当上影帝的葛优主演了《顽主》，片酬才800；《红高粱》一举拿下柏林金熊奖，作为原著作者的莫言也只拿到了800块报酬，女主角巩俐更少，只有200。得奖之后，北京大街小巷都在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段海海就这样辞职了。

要抛下已经拥有的一切“下海”，家长们一致表示反对。王先生和武晓骥都收到过其他几位合伙人家长的深度担忧，亲戚中几乎全部都是反对的声音。武晓骥的父母亲、亲戚、身边的朋友同学，很少有人理解或赞成他们搞这样一种形式的律师事务所。 在武晓骥刚和父亲说了自己创办律所的想法时，父亲和他拍了桌子，说他太“幼稚”，司法处于上层建筑，怎么可能允许你们自己搞？ 拿到批文后，他激动地在饭桌上向父亲展示，父亲说：“啊，你办成啦，祝贺你啊。”当时他的眼泪就下来了。

回看当时，当他们顶着家人反对的压力，面对未知的未来，毅然放弃了国家干部的身份、优厚的待遇，和被无数人艳羡的体制编制“金饭碗”时，还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红圈所”。事实上，在成立初期，梦想成真的喜悦还没维持多久，君合一度陷入了巨大的经营危机。

第四部分  严冬中蹒跚起步

1989年，全球局势动荡变换。1990年9月，爆发了著名的日本大股灾，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刚刚“破茧而生”的君合在成立伊始，就面临了这样一个异常严峻的经济形势。

刚成立后的君合，尚处在“一穷二白”的阶段。没有启动资金，王先生去找自己的香港同学借钱，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后来好不容易由肖微的哥哥帮助借来了两万元启动资金，交完了第一季度的房租，只剩下一万，又花了三千多块买了办公室唯一的一台打印机。家具都是从科学会堂的楼道里“捡”的。办公设备也是东拼西凑：电话用的是武晓骥从美国带回来的无绳电话；茶叶是肖微家里“支援”的；信封还是来兼职的办公室主任从原单位“借”来的……那个时候君合确实“穷”，好在不仅君合人心齐，连君合的家属也是把君合的事情当家里事儿来办。

当时办公室只有一位秘书，工资每月300元，按月支付。合伙人每月工资200元，然而为了维持律所运营，合伙人的工资都是尽量留到年底再兑现，先优先支付秘书的工资。去拜访客户时，大家舍不得坐出租车，骑自行车又怕弄脏西装，只能把衣服装在塑料袋里夹在车后边的车架上，到了客户楼下偷偷换上，开完会再装回袋子里。有时遇上热情的客户要送到楼下，大家一定要拼命劝阻，不仅是因为客气，更是为了避免这番操作的“穿帮”。偶尔叫一次出租，费用是可以报销的。然而一次坐出租车回办公室的路上，武晓骥有事中途拐回家了一趟。当时律所实行“执行人”负责制，负责律所财务的是肖微，这段路费，硬是让他从报销款中给扣掉了……

除了经济上的“倒春寒”，国内的政治环境也不容乐观。君合成立刚一个多月，震惊中外的事件爆发了。

4月15日，王先生家的四合院里，大家正在为刚刚拿到批文而庆祝。7点整，电视机新闻里播报，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了。6月4日，北京高校学生中爆发学潮，大批学生涌上街头举行游行活动。这一期间，律所的业务几近停滞。偶尔需要与客户会面，出行成了一大难题。街上挤满了游行的学生，公交车也停止运行了，王先生还坐过运送学生的大卡车回家。

6月5日，北京街头一片狼藉。然而肖微事先与外国客户约定了商谈业务，这项君合成立后的第一笔大额业务，项目中外商的投资额近2亿美元。当天，所有交通停滞。为了按时赴会，肖微只能徒步走到离家数公里之外的会议地点。路上还不时响起枪声，他只能躲到树后边，等枪声停止后继续往前走。等他走走停停到达会谈地点后，才发现除了他和一名翻译，会谈的中日双方均无人到场，会议被取消了。

政治环境风雨飘摇，经济上又遭遇了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发展的严冬。

这一年，诗人海子创作出了他最为著名的代表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然而仅仅两个月之后，他在一个深夜在山海关卧轨自杀。

1989年，经济发展的速度降到了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1月1日，《人民日报》在《元旦献词》里写到：“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全国银根紧缩、消费降温。全国个体户注册数减少了300万户，私营企业从20万家下降到9.06万家。祸不单行，6月5日下午，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对中国进行制裁，包括暂停中美间一切军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和暂停中美两国间军事领导人的互访。20日，美国政府又宣布了新的制裁措施：1、暂停同中国一切高层（助理国务卿以上）互访；2、中止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对在中国经营实业的公司的帮助；3、反对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新的10亿美元对华贷款事宜。随后，西方很多国家纷纷对华采取制裁。国内的很多外国公司都停止运营了，外企企业纷纷从中国撤资。”

那时的《财富》杂志中说到：“大多数在中国的西方公司已经停止运行，只是静观其变。”据王先生回忆，那段时间，友谊宾馆的外国人都走光了。由于几位合伙人的英文优势和立所时的定位，君合主要以涉外业务为主，涉外业务是创立之初君合的主要收入来源。外企的撤资，让君合陷入了严重的经营困境。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1989年6月中旬的一天，时任北京市司法局局长周纳新从位于北京南城的司法局赶到了北城的君合办公室，帮大家出主意，想办法：“你们辞了职，来创业，没想到变化这么大。没有涉外业务，你们就学着做国内业务。”女局长的一番话，让在场的人感动至今：“创业的艰难是必然的，你们要坚持。但如果确实无法坚持下去，和局里招呼一声，民办律师也是我们的律师，我们一定不让你们陷入困境，如果经营不下去，我收编。”她还交了底：自己手里有20个编制，不能因为走这条路，就让律师们没饭吃。

对于司法局的“收编”邀请，大家虽然深受感动，但是面对艰难的处境，依然选择了留下，大家咬着牙一起坚持。

为了渡过难关，律所的所有工作人员都自觉自律地“省吃俭用”：在办公室买复印机之前，大家还要偷偷蹭科学会堂的复印机复印文件。后来终于被发现，大家好话说尽，会堂的主任勉强同意，让他们自带复印纸，继续使用；到后来办公室有了自己的复印机，大家在复印文件时，如果不是非常重要的文件，一律都是用废弃文件的背面再利用；律所定制的信封信纸付费使用，信纸四分钱，信封一毛二，每个人自觉付费领取，一年下来，“自助付费”的信封里收到了一百二十多块钱……做国际业务，难免要使用传真机，然而当时往国外发传真需要接国际长途，律所先定好了规矩：使用传真，大家自觉记账交费。全体同意后，才购买了传真机器。办公室唯一的一台电脑，归秘书使用，律师们拟好文件草稿，由秘书打出来。

89年的君合业务创收并不多，在中国法律服务中心工作期间肖微累积了一些客户资源，建所后这些老客户也都随着肖微到了君合。因为帮肖微的一位客户追回了一些欠债，这位客户就把一辆车号为京01 E7444（我们常开玩笑叫它“一起死死死”）汽车借给君合用。创业是艰难的，但大家的心里依然是“一团火”。那个秋天，李勇驾驶着君合的第一辆准部级才有资格乘坐的中国造高级轿车“一起死”迎着秋风去密云踏青。一路欢声笑语，扛着当时极为流行的六喇叭立体声录音机，吃着农家饭，“剥削”着农民的劳动成果，大家心里都美滋滋的，城里的年轻人要出来闯事业啦！这辆“一起死”在出行中就没有一次不超载的，害得李勇时常需要用改锥来别继电器才可以将它发动起来。 

艰苦创业的日子里，大家上班在一起、下班也在一起，有困难，也有欢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律所没有专门的财务人员，记账都是用的日历上犄角旮旯的空白处，有时候谁着急记东西撕掉一角，账没了……有一次轮到段海海管钱，结果看放钱的抽屉没锁，肖微偷偷把钱“偷走”吓唬她，被段海海发现后急得差点掉眼泪……

创业艰苦，面临分配的时候，合伙人们却都十分谦让。没有说，肖微创收多，他就要求多拿一些，每个人都说自己要少拿，最后的结果是大家平分。有退休金的王先生每年过年都主动从自己的退休金里拿出钱来，买好打字机或是文件柜献给所里。每到这个时候，所里的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开心快乐的笑颜。

从一开始，君合的所有人都完美契合了当初所起的名字：君子之合！

经过了多年法学院的学习，读过书本中浩繁的知识和一段段激励人心的历史，他们怀抱着法律人的责任感投入工作中；面对刚刚起步的改革和尚在萌芽中的制度，是因为对新时期法律体制的期许和信念，支撑着他们在曲折的过程中不放弃每一个机会和希望。谈起三十年前的这些艰难，当年大家坚定的信念、怀抱的梦想，和每一份为之实现而付出的努力都让人动容。

第五部分 黄金三十年与未来可期的百年律所梦

君合业务的真正回暖一直等到了1992年……

1993年，北京市司法局开始搞合伙制试点。国内的律师体制开始真正和国际接轨了。全新采用的合伙制，使律所的产权更加明确了：产权归全体合伙人所有，合作制下的律所纷纷开始尝试。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律师业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黄金三十年”，也是君合的“黄金三十年”。

1995年开始，新的、全面的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无论是国办还是合作制律师事务所，一下子全部改为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以后新批准成立的事务所一律按新体制运行。到2003年8月，北京已经有律师事务所600多家。

三十年间，君合从五人，发展壮大到一千余人，人数翻了200倍不止。海纳百川的君合在此期间也吸纳了众多国内外英杰加入，并逐渐成为中国最为顶尖的律师事务所之一。

1989到2019，君合律师事务所走过了整整三十年。三十年间，走过艰苦奋斗的创业时期，经过辉煌的黄金高速发展时期，也有过转型和改革的创新时期。距离百年律所的梦想，或许已经并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