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议起草及审查的“隐秘角落”(三)：送达及生效条款篇

在往期专题文章中，我们已系统探讨协议管辖条款与仲裁条款的起草审查要点（点击阅读《协议起草及审查的“隐秘角落”（一）：协议管辖条款篇》、《协议起草及审查的“隐秘角落”（二）：仲裁条款篇》）。作为本系列第三篇实务指引，本文将深入解构合同文本中的另外两大关键条款——送达条款与生效条款，结合我们在争议解决领域的实务经验，从条款效力认定、风险防范、司法实践等维度梳理实务要点，并提供起草建议。本文将围绕以下五个问题展开：

1. 为何有必要约定合同送达条款

2. 约定合同送达条款的注意事项

3. 当事人送达文书的“正确姿势”

4.“签字盖章”≠“签字、盖章”

5. 合同中是否必须约定生效条件

一、为何有必要约定合同送达条款

作为民事诉讼的必要环节，“送达”在司法实践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送达迟延，则造成民事案件审理流程阻滞；送达缺漏，则可能触发程序违法性评价，导致案件被发回重审等法律后果。在跨境商事纠纷场景下，如涉及向域外当事人进行送达，则送达程序更为复杂，如需通过条约送达或外交送达，则耗时通常长达数月甚至一年以上。更严重的是，若送达程序存在问题，则还可能导致相关裁判文书未来面临被域外法院拒绝承认与执行的法律后果。

为了解决“送达难”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院”）在2016年9月12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法发〔2016〕21号）第3条中规定，“当事人在纠纷发生之前约定送达地址的，人民法院可以将该地址作为送达诉讼文书的确认地址”。2017年7月19日，最高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第八条规定：“当事人拒绝确认送达地址或以拒绝应诉、拒接电话、避而不见送达人员、搬离原住所等躲避、规避送达、人民法院不能或无法要求其确认送达地址的，可以分别以下列情形处理：（一）当事人在诉讼所涉及的合同、往来函件中对送达地址有明确约定的，以约定的地址为送达地址……”，重申了法院可以将当事人明确约定的送达地址视为有效送达地址。从司法实践来看，由于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送达条款系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对送达条款均能够预见诉讼后产生的法律后果，因此该类条款一般都能够被法院予以采纳。

二、约定合同送达条款的注意事项

（一）一般注意事项

那么，当事人在约定送达条款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通常而言，双方在合同中约定送达条款时需注意以下事项：（1）明确送达信息，送达条款应详细列明当事人的名称、地址、电话等信息，并确保信息真实可靠；（2）明确适用范围，明确约定送达条款适用于一审、二审、再审及执行等司法程序（如为仲裁程序，则约定适用于仲裁程序及其执行程序中的各个阶段）；（3）明确约定送达地址变更后的通知方式；（4）法律后果，送达条款应明确提示相关法律后果，以确保各方当事人对此有所预见¹。

在具体起草送达条款时，可兹参考的一个示例是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在《关于有效维护金融债权解决“送达难”在合同中约定送达地址的司法建议》中提供的模板：

【示例一】A公司（个人）B公司（个人）就XXX合同中涉及各类通知、协议等文件以及就合同发生纠纷时相关文件和法律文书送达时的送达地址及法律后果作如下约定：

1、A公司（个人）确认其有效的送达地址为________。

2、B公司（个人）确认其有效的送达地址为________。

3、双方该送达地址适用范围包括双方非诉时各类通知、协议等文件以及就合同发生纠纷时相关文件和法律文书的送达，同时包括在争议进入仲裁、民事诉讼程序后的一审、二审、再审和执行程序。

4、A公司（个人）的送达地址需要变更时应当履行通知义务，通过________的方式向B公司（个人）进行通知；A公司（个人）的送达地址需要变更时应当履行通知义务，通过________的方式向B公司（个人）进行通知。

在仲裁及民事诉讼程序时当事人地址变更时应当向仲裁机构、法院履行送达地址变更通知义务。

A公司（个人）或B公司（个人）未按前述方式履行通知义务，双方所确认的送达地址仍视为有效送达地址，因当事人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送达地址变更后未及时依程序告知对方和法院、当事人或指定的接收人拒绝签收等原因，导致法律文书未能被当事人实际接收的，邮寄送达的，以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直接送达的，送达人当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之日视为送达之日；履行送达地址变更通知义务的，以变更后的送达地址为有效送达地址。对于上述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的送达地址，法院进行送达时可直接邮寄送达，即使当事人未能收到法院邮寄送达的文书，由于其在合同中的约定，也应当视为送达。

5、纠纷进入仲裁、民事诉讼程序后，如当事人应诉并直接向仲裁机构、法院提交送达地址确认书，该确认地址与诉前确认的送达地址不一致的，以向仲裁机构、法院提交确认的送达地址为准（该送达地址适用上述第3条规定的送达方式及送达的法律后果）。

上述示例中主要约定的送达方式为“邮寄送达”，除此之外，还可以考虑同时约定多种送达方式，比如：

【示例二】与本协议相关的所有通知均应采用书面形式，并应通过下列快递或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给协议各方。送达日期按以下方式确认：如采用快递方式，则在交予合法的快递服务公司之后的3个工作日视为有效送达；如采用电子邮件方式，则在电子邮件成功发出后即视为送达。以下通知送达地址同样为诉讼、仲裁文书的有效送达地址，适用于诉讼、仲裁、执行程序的各个阶段。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的联系方式发生变更，则其应在发生变更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其他各方。如未以书面方式通知其他方的，则其他方通过以下列方式送达的通知亦视为送达。

1、甲方：XXX

通讯地址：XXX

联系人：XXX

联系电话：XXX

邮箱：XXX

2、乙方： XXX

通讯地址：XXX

联系人：XXX

联系电话：XXX

邮箱：XXX

……

（二）涉外送达特殊注意事项

在起草送达条款时，如未来可能涉及对域外当事人的送达，则合同当事人还应当根据所涉国家的法律规定，提前核实送达条款的有效性，避免因违反受送达人所在国法律导致送达条款不被认可。比如：

1. 能否约定邮寄送达

人民法院向某公司进行域外邮寄送达应以该公司所在国的法律允许邮寄送达为前提。一般可以通过查询受送达人所在国参加的国际条约及缔结的双边司法协助协定来确认该国的法律是否允许邮寄送达。比如，假设该公司所在国为《海牙送达公约》成员国，只要该国在公约项下未声明反对邮寄送达，则视为该国的法律允许邮寄送达；如该国对公约有关邮寄送达的条款作出保留声明，则他国司法机关向该国当事人采用邮寄方式送达不产生程序法上的效力。比如，我国在加入《海牙送达公约》时即对公约有关邮寄送达的条款作出了保留声明，因此，外国司法机关就不得向我国受送达人邮寄送达²。

2. 能否约定电子送达

我国的法院对境外注册的公司采用电子方式进行送达应以该公司所在国的法律不禁止电子方式送达为前提。比如，我国与该公司所在国均为《海牙送达公约》成员国，如该国在公约项下声明反对邮寄送达的，则应推定该国的法律不允许电子方式送达，对该公司不能采用电子方式送达；反之，则应推定该国的法律允许电子方式送达，对该公司可以采用电子方式送达³。

因此，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可以向某公司采用电子方式送达时需注意以下事项：（1）提前查明并确认该公司所在国法律是否允许采用电子方式送达；（2）在合同中约定明确具体的电子送达方式，并确保该公司提供的电子邮箱准确、真实、有效。

三、当事人送达文书的“正确姿势”

（一）司法文书送达操作指引

当事人在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交法律文书时应当注意：

（1）在快递服务公司的选择上，邮政快递EMS是目前唯一推荐的快递平台。

（2）在快递文件品名的填写上，无论是纸质快递单还是线上小程序，在物品信息中的“文件品名”或“备注”中，都应当至少载明案件完整的案号、提交方以及文书名称。比如：“XXX号案原告上诉状”。这样既能够便于法院签收文件之后，能够及时分辨并有效传达至具体的接收办理人员；更为重要的是，能够有效防范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自身的法律风险（特别是时效相关的法律风险）。比如，作为上诉人来说，文件面单上填写的“XXX号案原告上诉状”可用于证明上诉人的确在法定的上诉期限内提起了上诉；再如，作为被告而言，文件面单上填写的“XXX号案被告管辖权异议申请书”可用于证明被告的确在答辩期限内提起了管辖权异议申请。

（3）如涉及原件，还应特别标注原件及份数，比如“XXX号案原告保函材料原件一套”。

（4）务必扫描EMS面单后再寄出快递，且注意及时查收签收情况，并留存相关记录（如网页截图）。

（5）向仲裁机构提交法律文书的流程，参照上述向法院提交法律文书的做法。

（二）其他法律文书送达操作指引

当事人在邮寄其他类型的法律文书时，特别是与法律时效相关的、能够直接发生法律效果的、或作为法定前置程序的文件，比如债务催告函、解除通知、起诉请求函等法律文书，应特别注意：

（1）在快递文件品名的填写上，务必传达最关键、重要的文件内容。以下三类文件应特别关注：1）对于与法律时效相关的文件，如拟发挥诉讼时效中断功能的催告函或律师函，可参考的表述是“XXX号合同XX公司关于立即支付XX元货款的催告函”；2）对于能够直接发生法律效果的文件，如解除通知、抵销通知，可参考的表述是“XX公司关于XXX号合同的解除通知”、“XX公司与XX公司间XX元债权债务的抵销通知”；3）作为法定前置程序的文件，如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前的前置函件，可参考的表述是“起诉追究相关董监高法律责任请求函”。在争议进入法律程序后，以上三类文件都可能作为重要的证据提交裁判机构，因此，该等文件品名的填写应予以特别关注。

（2）如涉及原件，还应特别标注原件及份数，比如“XXX协议签署版原件一式两份”。

（3）在快递平台的选择上，邮政特快EMS是常用的快递平台，但其他合法的服务公司（如顺丰等）通常也是可以的。

（4）由于相关法律文书（如抵销通知、解除通知）的生效通常采用送达主义，因此务必扫描快递面单后再寄出快递，且注意及时查收签收情况，并留存相关记录（如网页截图）；如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还应当注意保存好原始的电子邮件。

四、“签字盖章”≠“签字、盖章”

在民商事合同实务中，当事人惯常将“签字”“盖章”设置为合同的生效要件，但表述方式的差异往往引发效力认定的解释分歧。司法实践表明，标点符号上的微妙差异即可能实质性改变合同生效要件。

常见的一个例子是，“签字盖章”应当如何理解，是否等同于“签字”+“盖章”？对此，最高院（2018）最高法民终611号、（2018）最高法民申2428号等案认为：“签字盖章”一般理解为签字或盖章，而非必须同时具备签字和盖章两个条件后协议方生效力。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签字、盖章”是否应理解成“签字”+“盖章”？对此，最高院（2005）民一终字第116号案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中所表述的“签字、盖章”中的顿号，是并列词语之间的停顿，其前面的“签字”与后面的“盖章”系并列词组，它表示签字与盖章是并列关系，只有在签字与盖章均具备的条件下，该协议方可生效。

由此可见，为避免合同效力陷入不确定状态，招致不必要的争议，我们建议在合同起草时严格避免“签字盖章”、“签字、盖章”、或“签章”等模糊、不规范的表述，在合同的生效条款里写清楚是“签字和盖章”，还是“签字或盖章”。

此外，根据最高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即《九民纪要》）第41条所确立的“认人不认章”的思路，我们建议在合同中同时增加以下条款：“各方（双方）在此相互承诺和保证，其拥有全部权利、权力和授权签署和履行本协议，代表其签署本协议的各位代表已经获得完整、适当的授权（其盖章或签字行为本身即完全代表公司的真实及合法的意思表示，且已向对方提供反映该等合法有效授权的公司内部的相关决议文件）。”

五、合同中是否必须约定生效条件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490条及第502条确立的规则，合同自当事人签名、盖章或按指印时即告成立。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外，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即产生法律效力。如上所述，实践中，“签字并盖章”作为合同生效条件最为常见，而设置其他生效条件属于特殊情形，需要审慎把握，否则可能影响合同效力认定，并进而损害当事人权益主张。

最高院（2017）最高法民终436号案（“436号案”）具有重要警示意义。该案三份系争《抵押合同》约定了如下生效条款：“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但依法需要办理抵押登记的，则自抵押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生效。抵押权于合同生效之时设立。”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两份《抵押合同》因未完成抵押登记，最终被认定为虽成立但未生效。这一认定直接导致抵押权人无法主张违约责任，仅能通过缔约过失责任寻求救济，严重削弱了当事人的权益保障力度。

436号案的另一个启示在于：在约定生效条件时，要考虑到对方有可能主动去控制该条件的成就或不成就，如果该生效条件并非由我方控制，就要考虑这样约定对我方是否合适。该案中，由于抵押登记被设定为双方共同的义务且均无法自证自身无过错，最终导致责任分摊的不利后果。事实上，在缔约阶段完全可以通过条款设计规避此类风险——若将办理抵押登记明确限定为抵押人的单方义务（尤其在抵押权人处于优势地位时），即可有效维护自身在合同未生效情形下的追责主动权。

因此，从风险防控角度，建议优先采用“合同成立即生效+对方义务在先”的模式设计合同架构，既可确保合同效力稳定，又能为可能产生的缔约过失责任保留充分的救济空间。比如，同样以436号案为例，在《抵押合同》中对进行抵押登记的责任主体进行约定时，建议采取“抵押人应……”的表述，而应避免采取“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应……”的表述。

当然，特殊场景下设置生效条件亦可发挥积极作用。如在和解协议中约定“自甲方收取首期和解金时生效”，或在投资人特殊权利解除协议中设置“需全体投资人签署方生效”条款，此类安排或许可以实现特定的商业目的。但需始终谨记：生效条件的特殊约定属于例外情形，应当严格遵循“非必要不设置”的原则，并辅以周延的配套条款设计。

结束语

当合同的最后一项条款落定，那些藏在“角落”里的条款，才真正显露出守护契约的力量。从协议管辖的疆域划分，到仲裁条款的意思自治；从送达程序的精密设计，再到生效条款的开关设置——我们讨论的不仅是法律文本的严谨，更是商业活动中那些看似微小、却可能影响全局的重要环节。

至此，本系列文章暂告段落，希望其能够成为企业审视合同风险的有益参考，让每一份合同从诞生之初就具备抵御风浪的基因，在商业实践中稳稳扎根。毕竟，合同中真正的“铠甲”，往往就潜藏在条款细节当中。

[1] 罗陈鑫（上海金融法院）：《涉外金融民商事案件中送达与期间的常见问题及解答》，载“上海金融法院”官方公众号，2025年3月5日发布。

[2] 同上。

[3]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