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2月24日，冯小刚推出了他的第一部贺岁喜剧《甲方乙方》，自此开启了中国贺岁档。而在影片的结尾处，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1997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在1992年后数年的激情燃烧，开始临近各方面的“深水区”。在国内，改革在国企制度、金融和财政税务以及政府机构等多个方面，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规模开始进行；同时还要面对1997年刚刚爆发的影响世界的亚洲金融危机；在海外，历经99年“租期”后香港顺利回到祖国怀抱。同一时间段，中国开始了加入WTO的实质性进程，于该年底前签署了多个双边协议。按照协议，中国将在四年后正式加入WTO，并依照加入时的承诺，大幅修改法律，增加制度的透明度，在制造业、金融业和服务业等方面对外企大规模地逐步放开准入。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申请开办代表处，也于一年前开始以每年二位数的速度在增加。

对于君合而言，1997年一年之内它从海外迎入了继刘歌之后的第二位合伙人——从美国亚特兰大归来的马洪力。

童年的马洪力是在地处辽东半岛中枢、渤海东岸的一个村庄里长大的。这个村庄隶属于辽宁省营口市，距今天的国务院鲅鱼圈开发区不远。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的小学和中学，正赶上文革期间，他的基础教育都是随着“农业学大寨”和“批林批孔”的题目进行的。说到儿时的生活，他说记忆最深的是祖母时常带着他参加祷告仪式（他出生于回民家庭），以及祖父永远穿戴干净利索地去生产队出工。从小，他就是学校里的文艺骨干，会整场的样板戏，还有秦腔、快板书、山东快书，每年都要参加汇演，也时常慰问当地的驻军。当年食物匮乏，而慰问驻军演出后往往有一顿美餐，即便不过是豆腐蘑菇，那原始的菜香味仍是他记忆中最爱的味道。

马洪力说，他这辈子运气好，赶上了文革结束和恢复高考，“没有高考的恢复，我中学毕业就得回家做放牛娃了。”实际上，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时，离他中学毕业回村，也就几个月，而就这几个月的时间就让他的人生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起初，在学校的第一次摸底考试中，他在抽选的八年级的二三十人当中是考了最后一名的。但这反倒激起了马洪力不服输的劲头，他开始不分昼夜地补习数理化，先是考上了快班，后来又考上了县重点高中。1979年高考时，他取得了营口市文科第一名的成绩。那个年代学文科的人，大多想学中文或新闻。按照马洪力自己的意愿，他想报考自己语文老师的母校——南开大学，去学习中文。可他高中的教导主任殷切期待着能够送个学生到北京大学。就这样，马洪力放弃了南开中文系，改报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专业。或许，当时的马洪力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他人生重大的转折点之一，他从此与法律有了不解之缘，踏上了另一种人生旅途。

这段自北大开启的法律人生中，四年法律系国际法专业的学习，实际上更多注重的是理论学习。1983年毕业后留校，成为中国著名的国际法学家，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的王铁崖先生的助理，做教学和研究更是他顺理成章的人生规划。对于他的恩师，他近距离亲眼看到了王铁崖先生作为中国当代杰出的国际法学家及有着伟大人格的教育家，在筹建北大国际法研究所期间，处理实际事务上的高瞻远瞩，顾全大局，睿智与务实。

1986年，经王铁崖先生的推荐，并经过层层考试、面试，马洪力被美国名校杜克大学法学院录取。在当年中国招的五名拿到奖学金的法学院新生当中，还有一位叫桑滨学，后来也成为了他在君合的同事。在系统地学习了美国案例法并于1989年夏天取得法学博士后，从实习后难以回国到考取美国佐治亚州的律师执照，并先后加入美国亚特兰大皮尔斯律师事务所和史密斯·甘伯莱律师事务所做执业律师，一晃八年时间过去了。

对于马洪力而言，以实务性极强的律师为生涯，尤其是做美国执业律师，或许并非其初心。但命运还是拨动了转折的琴弦，就在有意无意间的一次次选择中，他最终还是踏上了律师的人生路。

事实上，只要选择了，就一定是有道理的。在初做律师的1-2年间，马洪力做法律分析的备忘录、法庭取证问讯提纲和草拟答辩状等文件，常常被老板用红笔修改得像个“大花脸”。除了英文语言问题，更多的是语言的逻辑和思路的严谨性方面，达不到对抗性极强的律师文件的基本要求。这种职业训练，在对语言非常敏感的马洪力看来，如同做游戏一样引人入胜。

做执业两年后，马洪力渐渐体味到律师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特殊作用。从一次次的书面和口头取证的对抗中，到第一次赢得法庭上的胜诉；从为再保险客户提供风险监控服务、每日高强度地处理发生在美国全国各地的被保险养老院的突发事件，到第一时间用律师身份去拘留所面见嫌疑犯，马洪力看到了律师的职业服务对纾解社会矛盾，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安全阀”作用。在加入史密斯·甘伯莱律师事务所的国际部后，马洪力参与了美国国内和跨境的并购和合作项目，在做尽职调查、文件起草和谈判，与欧洲、中东和南美不同国家的律师事务所打交道中，他也深感律师在成熟的商业社会中对规则运用的重要性，以及在提高商业预期并使交易顺利进行所起到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1994年至1997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马洪力开始接触中美之间的业务，每年往返中美间几次。那时候，北京西三环还是个工地，上海江苏路刚开始扩建，他亲眼看到了中国经济在转为市场机制中的活力；他所处理的中美之间的投资和合作项目明显开始增多。在与中国律师合作和交往中，他观察到他们创业阶段急需成熟的西方做律师的经验和规范。那几年，马洪力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在中国做律师，应当可以更好地用到他所生活和工作过的中美两国的文化背景，同时把他在西方世界学到的法律知识，尤其是做律师的规范和经验，介绍并运用到中国的律师实践中，能够更直接地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律师事务所重建的过程。

就在马洪力还在掂量是继续在美国过别墅大院的中产阶级生活，还是回中国闯人生的关键时候，1997年3月份他与刘歌的电话，坚定了他回国的决心。刘歌以他亲身的体会和所看到的机会，鼓励马洪力回国。1997年7月份，马洪力出差到北京，特地拜访了几家有同学和朋友的律师事务所，他最终选择申请加入君合。君合当时已聚集的几个从美国律所回国的同学和熟人，如巩军、刘林飞、刘歌，使得其办公氛围和发展方向更像美国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王之龙、武晓骥和肖微对法律专业和事务所建设的专注，以及对海外加入者的欣然接纳的态度，都使得马洪力看到了君合这个平台的无限前景，觉得在这里做律师，应当是一件值得的事情。

君合张开怀抱欢迎马洪力，但也对他提出一个要求：到君合上海办公室工作一年。当时，大家非常看好上海涉外市场的发展前景，但君合上海办公室没有具有海外所执业经验的律师。肖微做主任的管委会希望马洪力能去上海，将上海办公室的涉外业务开展起来，是一步战略的安排。1997年10月初，回到北京四五天后，马洪力转身打包就去了上海，却没有想到，这一去就是七年，直到2005年被选为君合的管委会主任，才再次回到北京总部。

放弃了美国的舒适工作环境，离开了亚特兰大的妻女和别墅房子，他一个东北农村/美国南方人到了十里洋场南方大上海，亲朋故旧寥寥，生活习惯上格格不入，事业上完全白手起家。那个时候，上海浦东临江也只有部分开发了出来，新型钢厂和汽车部件厂都在建设之中，整个长江口区域，工商业活力十足。迄今回忆起来，马洪力仍能感受到初到上海时的罔顾四周和兴奋交织在一起的心情。

好在有当时两位上海合伙人潘跃新和邓卫中的照顾，为他时常安排唱歌和聚餐。也有其它办公室的合伙人不时介绍的关系和业务（马洪力回忆说，他后来才知道，这种介绍的目的不是特别纯真（笑），有让他忙于业务不思回京之嫌——实际上，也确实使他在上海一呆就是7整年），使得马洪力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感慨或迷惘，他首先要在业务上将一个个项目和案子做起来。凭着多年的律师知识和经验，马洪力在业务上的发力，很快就看到了成果，上海办公室的创收连续几年翻番，使得上海办公室在同事们的心里信心大增，在上海律师界和外商投资领域也创出了好名声。

有了业务上的突破，马洪力开始向北京总部“要价”了。在国外所执业多年的他深知办公室的位置和环境对业务发展的影响，对员工心气的作用。1997年的上海办公室是在徐汇区吴兴路上一个贸易公司聚集的小楼里，与君合网罗优秀人才，吸引高端客户的定位，完全不能匹配。次年，正赶上北京总部要搬到华润大厦，于是他和当时的管委会主任巩军半开玩笑半“威胁”地说：“要么上海办公室搬到一个像样的办公室，要么我就回北京了。” 结果，1999年，君合上海就搬到了万商云集的静安区南京西路上，进驻到新落成的嘉里中心。办公环境是一步到位了，但马洪力认为，这也开始了其后君合上海和君合其他分所的办公楼都比北京总部高半档的“不良”先例。这一点，北京的同事一直有些“耿耿于怀”，而马洪力2005年回北京后，“屁股决定脑袋”也开始颇有同感了。

回忆当年“意气风发”闯上海滩的大世界时，马洪力说，“那时年轻，胆子大，没有太多顾忌”。实际上，促使他加入君合的原因之一，就是君合的“闯劲”。从创始合伙人开办时的艰辛、艰难时的坚持，到前几批合伙人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马洪力看到了可贵的开拓精神。这与他有高度的精神合一，因为他回国本就是要开拓，而不是坐享其成。第一次与武晓骥聚餐谈加入君合时，马洪力就表示了“哥们一起朝前闯”的豪气。他也体会到了君合创始合伙人的“大气” ——从他们给初期海外归来的合伙人的“保底”和其它额外支持，到与后来加入的合伙人同样地打拼，享受平等的权利，就可以看到创始合伙人们的气度格局。他更欣赏君合在目标上的“高贵”——这些目标每每合伙人都会谈起，当年曾是“在中国提供高质量的商业法律服务”，近年更明确为“建立中国的一流综合商务律师事务所，向国际高端律师事务所靠近”。

马洪力从加入君合之始就意识到，要实现这个目标，为高端客户服务，最重要的还是要招到契合“君子之风”的人才 — 业务能力强、成熟稳健并有团队和奉献精神。1997年他初到上海时，君合上海办公室只有合伙人、律师和行政约10人。他与潘跃新和邓卫中一道，密切注意上海律师的动向，并齐心协力，先后“劝服”东华所的创始人马建军、方达所的创始人李骐和通力所的创始人刘大力，加入君合上海办公室。君合上海因此被人戏称为“创始人律师事务所”。在涉外方面，君合上海也从境外律师事务所的上海办事处吸引来了严荣荣、邵春阳、桑滨学，等。这些人才加入后，汇集君合原生成长的律师的力量，为君合上海的专业化，建立了初始的领军队伍：劳动（马建军）、银行（刘大力）、股权基金（李骐、邵春阳）、兼并收购（严荣荣、桑滨学）、房地产（余雪萍）和诉讼（王钊、赵敏）等等。至马洪力2004年底离开上海搬回北京，君合上海办公室的总人数已达70人左右，比1997年人数翻了七倍，总创收翻了更多倍。这七年时间，君合上海分所逐步建立了良性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而今天的君合上海分所在历经25年岁月打磨后，已成为在上海本地提供涉外业务和高端法律服务的主要事务所之一，无论业务规模还是人员都成为仅次于北京总部的第二大办公室，涌现出一批风云时代的英才豪杰。可以说，马洪力为君合上海分所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美国做律师的多年经验使马洪力深知，虽然律师行业是商业市场的一部分，但律师是通过对规则在对抗程序中的运用，实质性影响社会行为模式的一种职业。律师在商业和社会上的公信力，实际是源于律师行业在操守上的高度自律和在程序、观点和文字上的近乎苛刻的准确和逻辑。因此，他常常提醒君合的同事：客户将其机密信息、私密想法，毫无保留地告诉自己的律师，或当事人仅凭君合律师的一个签字、一个邮件，就将亿万美元的款项支付给另一方，是因为对律师有职业操守的信任。不管是在严守客户机密方面，还是在避免利益冲突上，都只能以最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早年马洪力在上海，曾接到刘歌发来的君合利益冲突制度的草稿。马洪力利用自己在美国律考的知识，以及在美国律师事务所做案件牵头人处理利益冲突情形的经验，在概念和文字上，详细修改了这个利冲制度草稿的具体规则。而经过多年实践，此规则经多次修改和补充（实质性的修改他大多参与了），在君合一直沿用至今。1999年司法部在制定全国律师的利益冲突规则时，曾在上海征求意见，马洪力将这些规则再一次修改入司法部的征集稿。

律师一般对文字都有特别的敏感度，文件起草是其基本功之一。由律师起草的看上去朴实无华的一段法律文字，往往在逻辑上，用词的准确和专业上，体现策略的脉络上，以及对情势的体察和判断上，都有专业人士才更能体会到的微妙和进退有度。律师对文件质量的苛求，一般都不只是为了质量本身，而更多是与职业责任相关，与客户的切身利益的得失相关。马洪力的律师职业培训，是在美国才开始的。日积月累的文字工作，结合与同事和对手律师间的切磋，使他对法律文件乃至任何文字，都有高度职业的本能判断。即使现在也时常会听到马洪力当年修改同事律师的法律文件“满篇红色标记”的故事。他这种对文字的“较真”，虽然会让一些同事偶感不适，但也因此使与他工作的君合律师渐渐养成了对文字的严谨态度和习惯。好在君合还有不少对文字“较真”的人，比如刘林飞。马洪力仍能回忆起在上海加班到后半夜，不时会接到刘林飞的电话，商量如何在文件中适当体现一个概念或策略的文字问题。他与刘林飞还总结出了起草法律文件的体会和要点，并在全所几次宣讲。至今，君合的正式制度和文件，往往仍由马洪力和刘林飞起草或最后进行把关修改。

早年中国律师因为没有经验，常常被外国律师事务所要求在已做好的意见书上签字，不允许修改。实际上，中国律师的进步，是有几个台阶的。比如，就项目而言，一直到上个世纪快结束的时候，中国律师事务所在大型并购项目中，作为统筹和掌握整个项目的领衔律师 (lead counsel)，应当是没有过或者非常少，因为作为领衔律师，需要全面负责结构设计、程序推进、文件起草、谈判和签字，以及交割和处理交割后事宜，对律师的知识和经验，有很高的要求。但是，若要被视为高质量的商务律师事务所，能否做领衔律师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标志。1999年，美国的一个跨国公司在江苏扬州合资/并购项目，马洪力用他在美国的并购经验，取得了其美国总部和亚太法务的信任，该跨国公司直接委托君合作为项目的领衔律师所，以马洪力作为领衔律师，全面交给君合的团队操作。一家著名的英国国际律师事务所为该项目的辅助律师。

今天的君合，律师满中国和世界各国跑，做尽职调查，写长篇的调查报告，负责起草和谈判并购文件，做领衔律师，已经司空见惯，毫不稀奇。但在20年前，领衔做这样的由跨国公司直接委托、结构和程序均需要境内外多层面的设计的合资/并购项目，是个十足的挑战。从项目计划开始介入，做意向书的起草，完成深入且全方位的尽调及超过百页的英文尽调报告，实务性解决尽调中所发现的问题，准备所有的中英文本的交易文件，负责项目全部的计划、设计、判断、文件和实施，在君合没有先例可以依循。马洪力带领君合上海的团队，要细致地从第一步开始做，一字一句从第一页开始写，其难度是难以想象的！尤其是到了签约前的最后紧张谈判阶段，客户和君合团队包了一层多的酒店房间，多个工作小组同时谈判，马洪力不时出现在各个谈判房间，曾经连续4天每天工作20几个小时，以至于最后客户强迫他休息半日。到数月后成功完成这个项目，无论在律师团队搭建，还是项目的管理方面，都为君合积攒了难得的经验，同时，在文件方面，马洪力用他在美国做律师时的文件经验，结合中国的法律和商务现实，用心起草了一系列中英文的双语文件，包括尽职调查问卷和内容齐全的报告，资产合资并购文件，购买选择权协议，劳动合同，厂房租赁和购买合同。为君合在其后的并购项目，提供了一整套标准文件文本。君合在其后的大型并购项目中，多次领先于同业做领衔律师，且能够稳妥、应付自如地处理其间的复杂法律问题，高质量地完成项目。君合为中国律师领衔主做大型国际并购案，创造了声誉，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律师行业的另一个台阶，是专业化问题。君合在2005年以前，虽然有自然形成的专业化律师，如并购、劳动、房地产和银行，但君合所有办公室的律师团队，实际是一个大平台，没有明确的专业分工和分工合作的确定机制。而到了2005年，法律更加细化，客户问题的解决需要更多的专业经验。当时任管委会主任的马洪力，及时意识到了市场的这个变化，将君合的团队设计分为13个专业，并多次与合伙人讨论分工合作的机制。虽然在他的主任任期内，没有完全落实专业团队的设立和建设，但他在下一任肖微的管委会团队里，负责首先完成了专业团队设立，并将团队的合作机制，用文件确定下来。近几年，他再一次负责将专业团队进一步细分，让君合随着法律市场的变化，专业性更加贴近客户的需求。

对中国的律师行业，马洪力一直有他自己的看法。律师这个源自于西方的职业，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西方社会基因的一部分。美国超过一半的总统是律师出身，就说明了这一点。但在中国文化中，律师实际上是个异数。因为律师职业的本质，就是要独立思考，就是要质疑，就是要理性；律师还要讲究规则和程序，注重细节和质量。而中国社会的群体意识较强，感性和“人情”因素较浓。律师实际上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标志，是中国通向全球化、与其它文明沟通和融合的介质。意识到这些，马洪力说，律师每日的辛苦工作就有了目的和方向，就会从自己一点一滴做起，就不会在执业过程中的具体困境面前退缩，接受“不行”作为最终的答案。律师行业是商业运作的一部分，但更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以律师最本质的规矩做事，收益只是它的副产品。马洪力认为，随着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迅速提升，中国律师事务所应当致力于成为亚太区域的法律服务的主导，并打造出律师行业公认的国际一流水平的高质量律师事务所。虽然这条路现在看来仍然很漫长，但马洪力仍然很乐观。

开拓，是通向未来的钥匙，是通向成功的必然要素。

——塔维尔

而同时，开拓的道路是困苦的，但不去开拓，就扼杀了所有美好的可能性和未来的光明。或许，中国法律行业也正是因为有包括马洪力在内的，这样一代代的开拓者，才能不断填充、夯实中国法律业这座广厦，让大家看见更美好的星空未来。

在君合的管理岗位上，大家似乎格外青睐和信任马洪力。自1997年加入君合后，1998-2004年他任上海办公室的主要负责人，先后共做过五届12年管委会委员，并于2005-2006被选任君合管理委员会主任。按照马洪力的说法，这些都是“苦差事”。但他从乡村一路走来，带着感恩之心，仍然谨慎勤勉地劳作在一线。一直到近年，他多次在管委会“执掌”财务部，负责最重要的合伙人分配大事。“细致、耐心、公正、职业”是大家多年来对他的评价。

中国法律事业的发展也是一个不断探索并完善职业化道路的进程。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律师熟悉西方、了解西方，并以国际律师界的标准、规则和视野来“建筑”君合，“建筑”中国律师业的一砖一瓦。相信有这样夯实基础的君合，一直能够走在行业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