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合是首批开设分支机构的中国律所，也是首家开设境外分所的中国律所，但直到2011年才姗姗来到华南重镇千年商都广州设立分所。

为什么加入君合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上半期，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州律所，陆续由国办所改制转型为私人合作所和合伙所，国办所的业务骨干们纷纷成为提成制为主的合伙制所的创始合伙人。改革释放出创业激情，加上广州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推动了广州律师业的蓬勃发展。这样一路走了近20年后，随着市场对专业化、团队化法律服务需求的增长，提成制下简单、粗放的律所管理模式已开始制约着律所的发展。而此时，第一批的创业合伙人们大多已功成名就，有的也开始有了些小富即安的心态，导致广州律所管理体制的改革推进缓慢。

参与设立君合广州分所的几位合伙人在加入君合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尝试着在各自的律所推动改革，也都因各自律所的合伙人们难以达成共识而进展缓慢。后来有一天，这几个人聚集在一起，开始谋划着要新设一家以涉外、非诉讼为业务特色的公司化管理的事务所。开办新所的方案写了好几十页，讨论修改了很多稿。深入讨论后，最后大家各自掂量下，发现这样去新创一个事务所品牌难度很大。于是，大家就打了退堂鼓，一早被排除在外的加入全国性品牌大所的思路又被提了出来。

我当时的团队主要成员有七八位律师。要加入哪家所，对团队成员的影响更长远，选择什么样的平台，首先要多听他们的意见。我就对他们说，“给你们两周时间，各自去收集信息研究评估，看看哪家所你们最想去”。两周后聚餐，出乎我的意料，他们竟一致认为应该争取能加入君合。

我当时对君合了解不多。只知道君合是中国律师界的标杆之一，服务质量口碑不错，也比较低调。想着君合能一直聚集业内众多的大腕级律师，制度应该也不错。就这样，既然团队成员们一致选择了要加入君合，我们就开始了往这个方向努力。

万晶是当时特别强烈建议加入君合的团队成员之一。后来在与君合管委会讨论一同加入的律师们的定级和薪酬时，按君合制度能够给到万晶的税前薪酬不到他在我们原来律所的一半。我为此还很认真地问万晶要不要重新考虑，万晶当时的回答是，薪酬不重要，君合的平台和未来能成为君合合伙人才是目标。如今，以每年两三千工作小时的打拼，万晶已顺利成为君合的一名年轻的权益合伙人。

君合文化初体验  

因为当时并不认识君合的任何一个人，只好从君合网站上找来管委会主任肖微律师的邮箱。我就冒昧地给他写了封邮件，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肖律师的回复，说这事可以探讨。

在与君合管委会的邮件往来中，我曾提及在君合公司制管理的大平台上，广州分所的业务如何如何发展。君合内部讨论时，人称巩叔的巩军律师在邮件中提出，君合还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公司制，管委会要跟人家讲清楚，不能误导了他们。后来这封邮件几番往来后无意中被转给我了，我在邮件下面读到了巩律师这句话，顿时感受到了君合人的严谨、认真、诚信和谦逊，因为君合早已是行业内公认的公司制一体化管理的大所。 

在设立广州分所前，君合已有九年未在境内新设分所了。对新设广州分所，管委会特别慎重。不仅要审议在广州设立分所的必要性，还要审核我们几位的入伙加盟。管委会以一贯的谨慎，多渠道多角度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充分了解我们几位申请人的业务和品行，还花了不少时间了解广州及整个华南的经济总量、产业结构、法律服务需求和律师业的状况等。加入后我们才逐渐认识到，君合的各个办公室实际都是一个工作站概念，各个办公室之间仅仅是电话号码有区别，全所的人财物和各项业务都是在一个平台上运营，是真正一体化管理。这就要求各个分所的合伙人及律师素质、业务质量和风险控制等都要适用相同的要求，达到同一个标准。

经过大量的调研和考察，管委会决定设立广州分所并同意向君合的入伙审核委员会推荐我们几位。管委会都决定了，这在很多律所来说就基本上是板上钉钉了。但管委会主任肖律师从一开始就反复提醒我们，在君合，引进外部合伙人，管委会同意推荐只是第一步，还需要经过18人入伙审核委和合伙人大会的审核。而更让我们放心不下的是，后面这两个程序，都是要经过无记名投票的，管委会无法预测或控制结果。历史上，经常出现管委会推荐的人选未能在合伙人投票中获通过。这也体现出君合文化中的一大特色——民主。 

为了方便审核委成员和其他合伙人对我们的考察，管委会还给我们几位订了机票和酒店，让我们在北京和上海等办公室与合伙人们见面交流。尽管有管委会的精心安排和前期的大量调研和考察，最终的审核委投票时，果然还是有一位专业和创收能力都不错的申请人未能和我们一起获得通过。

组建行政和秘书团队

合伙人大会投票通过后，管委会即指派巩叔、佟珂、姚文平三位律师直接参与和指导广州分所的筹建。巩叔那时正患着痛风，经常拖着疼痛的双脚来广州张罗各项工作。佟律师和姚律师都曾在君合深圳分所工作，两位帮着调来深圳分所当时最能干的秘书杨怿弘担任广州分所的行政主管。后来的情况显示，调派怿弘来广州分所对广州分所的迅速步入正轨及对接君合的文化和各项制度，至关重要。所以广州分所的合伙人们至今对深圳分所当年忍痛割爱让出经验丰富的怿弘都还感激不尽。

广州分所最初的几位合伙人在原来各自律所都参与了管理工作，又经历了申请加入君合前筹划创建新所期间对各项管理制度设计的深入探讨，大家都深刻认识到制度和文化对事务所的重要性。所以在筹建广州分所时，大家的共识是要尽最快速度让君合现有的各项制度和文化氛围复制到广州分所，并在广州分所尽快落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除了合伙人和律师们参加所内针对新人的各项学习培训外，还安排财务人员到北京总部参加数个月的现场培训。

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迅速组建和训练出一支秘书队伍。怿弘告诉我们，君合方方面面的制度实操中大多是通过秘书来落地的，由秘书来协助和敦促合伙人遵守各项制度。从利益冲突检索、立案、汇总项目工作记录供合伙人审核、制作账单到结案，基本都是由秘书来管理流程。同时，秘书还担任着服务建议书、投标文件稿的制作、各类文书的格式美化和打印，及合伙人和律师的行政杂务等。

考虑到秘书的重要性，分所筹办期间，怿弘带着我们花费了不少时间面试秘书应聘人员。当时办公室还在装修，秘书的面试安排就像是打游击。有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教室里的，有在别的律所会议室的，更多的是在华侨新村旁的一个西餐厅。特别是在西餐厅的面试，好在有怿弘在，否则面试不在公司而在这样的场合，真有些担心这些小女生会不会怀疑我们是在诈骗或“扣女”。

广州分所的第一批 “创始秘书”到岗后，怿弘按照北京总部的安排，组织对她们进行了系统的强化训练。秘书们各项技能的熟练掌握和对各项管理系统的迅速上手，为广州分所业务的快速启动和正常运转提供了有效保障。很快我们就认识到，我们的日常运营对秘书系统的正常运转依赖性很高，不能向客户计费的工作大多是由秘书们在承担，好让合伙人和律师们能将更多的精力集中于为客户服务上。几个秘书的同时停摆可能会比几个律师的同时停摆更让人崩溃。

君合广州成立伊始就建立了强有力的行政和秘书团队，她们确实对广州分所快速复制和落地君合的制度和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分所成立后没多久，管委会主任肖律师就曾评价，“广州分所是君合各个办公室里最像君合的办公室”。这样的成效，与怿弘带领的行政和秘书团队的尽职尽责和高效运转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