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指一挥间，君合三十载。回首来时路，恰巧在君合诞生那一年，身为历史系学生的我开始有了当律师的梦想。

梦想换道

个体就如水珠一滴，融入大江，就注定要随江水翻腾激荡。

1989年那场风波发生时，我是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二年级的学生。在此之前，我的职业梦想是做一名中学教师。经历了1989年春夏的洗礼，一个问题突然让我深感困惑：教师职业是不是我的最佳选择？是不是该有其他选择？第一次，我开始真正思考自己的未来。趁着大学里的教学秩序还没有完全恢复，带着困惑和迷茫，我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全部沉浸在学校的图书馆里，翻遍了阅览室所有的报纸杂志。最后，我给自己找到了答案：未来的职业应该是律师。没有1989，我或许就不会有这样的换道。

改变职业方向的目标是有了，但作为一名来自农村的历史系二年级的学生，要想实现它，还是非常艰难的。我首先想到的是要争取在本科毕业时考上法学院的研究生，并准备以法制史为报考专业，这与历史学相关，能占点便宜，而直接报考其他法学专业心里更没把握。但很快，这条路被堵了：可能是因为1989年的风波，1990年毕业的本科生不能报考研究生。这让将于1991年毕业的我深感担忧，不敢寄希望于研究生之路了。

万幸的是，偶然的机会从一位师兄那儿得悉复旦和人民大学的法律系那时已分别开设了国际经济法和知识产权的第二学士学位班。复旦这个第二学位的录取程序有点像现在的司法考试，先考英语，留下大约百分之三十的人参加法学专业考试，再择优录取不足30人。为了这一线希望，我在学习英语和法学上花费了本科岁月的不少时光。一番苦攻后，先后参加这两个学校的考试，并幸运地拿到了两家的录取通知书。因为不具备知识产权专业所需要的理工科教育背景，自然就选择了复旦的国际经济法专业。能进复旦法律系学习，让我兴奋不已：终于迈出了走向律师职业梦想的第一步！

但我知道父母不会为此而兴奋，因为他们原本是希望我本科毕业后就开始工作，分担家里的经济负担。继续读书就意味着父母要继续给我提供经济支持。我硬着头皮告诉父母想去上海读书，父母也是硬着头皮表示支持我的决定。

奔向广州

复旦读书期间，我初步确定了将涉外经济类律师业务作为自己未来的执业领域，去外向型经济比较强的城市的从事涉外业务的律师事务所自然就成了我的就业方向。当时在图书馆里能找到的有关律师涉外业务实务的资料大都是广州律师撰写的，这让我眼睛一亮，并理解为，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外贸一直领先，加上早期的外商投资主要是来自香港，广州靠近香港，因此广州律师承接涉外业务有得天独厚的领先优势。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吹响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号角，这更加坚定了我对广州律师界的向往。没多久，广州市司法局律管处两位干部来复旦法律系面试，为当时广州涉外业务最强的国办所广州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招聘新人。当时班里有兴趣做律师的同学极少，我自然就得到了这个面试机会，并且没多久就被通知基本通过，第二年毕业时可分配至广州市外所。广州市外所，正是我当时心目中最向往的涉外所。小梦想实现得太顺了，我再一次激动万分。

终于，好事开始多磨了。到了下学期期中了，一直没再收到广州司法局和广州市外所的信息，隐约有种不祥的预感。我尝试着通过长途电话联系市司法局，被告知广州市外所可能会面临着从国办所向个人合作制所转型，这个期间不能招聘新人了。如同被迎头泼了一盆凉水，我陷入了极度的失落。

太想去广州做律师了，我忍不住又拨通了广州市司法局的电话：还有没有其他广州市内的律师所可以进？得到的答复是：有，芳村区司法局下属的芳村律师事务所，你愿不愿意去？我连忙跑进图书馆找到一份广州的地图，看看芳村在哪里。发现芳村虽然偏了点，但毕竟还是大广州的一个区，为了梦想，值得去！后来到了广州，才知道芳村区有个很有名的精神病院，广州话中有一句“佢芳村出嚟嘅”,竟是骂人有精神病的意思。

那个年头，毕业生最热门的去向之一是外资企业和外贸公司，我的手里也握着大连、青岛等沿海城市的几家大型国有外贸企业的聘用合同，但只有芳村能给我做律师。所以，毕业时，我义无反顾、踌躇满志地奔向了广州芳村。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我在芳村区司法局办理报到手续时，被告知芳村律师事务所也将进入了转制改革，也不能接受毕业生了，但我可以留在芳村司法局工作。我就这样被自己向往的行业的如火如荼的改革再一次捉弄。因担心进入政府部门未来离职做律师可能会受限，当时近乎崩溃的我只能请求芳村区司法局出具一份不能安排录用而将我退回复旦的证明，以便我能有重新分配的机会。当时珠江隧道还没有完工，为了办这份证明等手续，我顶着高烧，拖着疲惫无力的身体，一天之内四次乘渡船去芳村。至今仍记得当时在渡船上望着陌生的江水内心的无助、无奈和无尽的悲凉。

在广州市人事局办理退回复旦的手续时，人事局里的好心人建议我再试试在广州另找单位，只要能找到接收单位，还是会帮我办理分配手续。冷静下来的我也意识到广州律师界完成改制后一定还是会招聘新人的，既然不能一步到位进入律师行业，那就先找个单位安顿下来，拿到广州市的户口，再找机会吧。那个年代，户口是头等重要的，不敢大意。

原本以为到广州一报到，就有组织了，组织会安排好一切，所以身上也没多带钱。现在要花时间重新在广州找工作，吃住就成问题了。当时住的已经是建设六马路附近6元一晚的大通铺招待所，依然是不够钱。好在后来想起在广州还有一位师兄，在他那儿借来了300元。凭这300元，一番奔波后，终于在广州开发区找到了一份外贸公司的工作。躲不过的外贸仿佛是我的命中注定。

在外贸公司工作期间，为感谢收留之恩，我勤奋工作，同时担任了法务、总经理秘书和打字员等多项工作。这期间也搞定了广州市户口并以高分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一年后转正，月收入由300元陡升到诱人的2000多元。“一根筋”只想做律师的我，当时对工资的大幅提升居然没太多感觉，尽管当时穷得叮当响。没多久，就毅然离开外贸公司，加入了广东最早的三大合作制所之一的广信律师事务所。进入提成制的广信，前六个月没有一单业务，也没有一分钱的收入。

但我却很开心 -- 终于，我迈进了梦寐以求的广州律师行业！1996年的一天，我领到了律师证，为这一刻，我竟已执拗了七年。

出国读书

虽然心目中一直想着以涉外业务为目标，但在执业最初的几年了，实际是接到什么就跟同事学着做什么。这让我很快就体验到了律师职业方方面面的无奈和迷茫。在进入律师所的第三年里，有一周连续接到了两个我当时认为本应胜诉案件的败诉判决书。两个案子中的感受，按现在的表述方式，就是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按在地上反复摩擦。我难以宁静下来，不仅是无法向外资客户解释判决书中的裁判逻辑，更无法说服和安抚自己。

既然轨道没错，那应该就是自己入轨的姿势有问题，需要调整。恰好在这段时间，因为代表债权人住友商事参加中国第一家化工行业合资企业的破产案，经常与住友商事的一名日本资深法务一起出差，有一次在航班上他建议我乘着年轻应该去日本法学院读书。一语惊醒梦中人，迷茫中的我意识到出国读书可能是突破困境的最佳选择。

因为不懂日语，我将目标锁定在美国的法学院。当时美国法学院提供的LLM项目专业大多是美国法或税法，这对我未来回国继续执业似乎帮助不大。最后终于找到了一家跨国商法专业的LLM，学校还因为我有中国律师执业经验而减免我一半的学费。

为办赴美签证，清晨4:30就来到当时还位于沙面的美国领事馆门前排队。队伍里有位有经验的告诉我，读法学院没拿到全奖很容易被拒签，让我忐忑不安。面谈轮到我时，竟又不幸遇到了早有耳闻的在广州美领馆已工作多年的外号为“光头杀手”的签证官。

“你是中国律师，为什么要去读美国法律？”签证官一脸严肃地问道。

我如实回答：“我不是去读美国法律，是读跨国商法。”

“你们中国都不按国际规则办事，你去读跨国商法有什么用？”

一听这话，我来劲了：“听说您在广州已工作多年，您应该看到中国这些年立法已经有了很大进步，很多方面正是在吸收国际规则。再说了，如果您真的认为中国这方面还有很大差距，那说明中国这方面的人才少，您就更应该要支持我们去美国学习，是吧？”

“光头杀手”被逗乐了，我也就这样顺利拿到了签证。

1998年一月初我登上了赴美的航班。完成了LLM学业后，又进入了学校外聘授课老师所在的一家芝加哥律师所实习，主要时间是在参与他们承办的一家保险公司的收购交易。学校的学习和律师所的实习，多方面获益匪浅，同时也认识到无论是语言、文化还是专业知识和技能，一年多时间的学习远远不够。所以有了在美国继续读书的念头，正在琢磨如何向国内的同事朋友借款筹措学费时，朱镕基总理到访芝加哥，我有幸参加了他作主旨演讲的一个大型午餐会。总理号召中国留学生们：中国很快将加入WTO，希望你们尽快完成学业回国发展。

加入WTO至少将会为中国律师行业催生很多外商投资等涉外业务机会，确实应该要赶在加入WTO前回国。这样一想，我便打消了继续在美读书的计划，开始安排归程。1999年中，我回到了广州，重启了律师职业的追梦旅程。

我进入律师行业的这段路，或许能回答我的同事们经常问我的一个问题：你每天忙碌工作，为什么好像总没有疲惫的时候？当你真正骨子里热爱一个职业时，你会慢慢学会坦然对待这份职业一路上的挫折和压力，也就不容易感觉到累。同时，你也不会太在意这个职业能带给你的物质上的回报，因为你有很多物质之外的收获。在给实习律师们讲课时，他们经常会问应该选择什么业务方向、提高哪些业务技能，我通常也不忘提醒他们先问问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律师这个职业。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真爱，才是一路前行的真正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