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华盛顿广场旁边住了一年，W 3rd街和Mercer街的路口，一座褐色的大楼，东西朝向，二十层高。我住在第十七层，一个有三间卧室的公寓，不巧的是我被分配到最靠角落，也是面积最小的A间，虽然有向西的大落地窗，但是B间的卧室向外伸出一米，毫不客气地挡住我向北的全部目光。南边则是翼楼的楼顶，上面住着几个巨大的水箱。纽约冬天寒风凛冽，每到夜里，水箱就被冻得咣咣咣直叫唤，好在我心肠硬，睡得死，因此也毫不理会。我的室友一个是比利时人，一个是日本人。在他们之前，暑期的时候住过一个意大利人。他的故事我讲过很多，这里就不再重复。意大利人每次进门都会高呼我的名字，十分热情洋溢。开始我把这当作一种友谊的象征，后来才发现因为他时不时要带姑娘回来，所以先确定一下我是否在家，以便决定自己要不要关门。比利时人和日本人在这方面就挫了很多，所以每次都是不声不响安静地溜进来。比利时人住B间，有些谢顶，时不时在厨房里炖红薯汤，炖一次可以吃三天。日本人一直觉得自己很孤单，于是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和远在日本的家人skype，不是像我们那种说完就挂掉的，是不管自己在做什么，一直开着，这样C间仿佛永远都在进行某种24小时真人秀的仪式。我们搬进来的时候举行了一个五分钟的简短会议，主题是客厅、厨房和浴室都要定期打扫，大家表示赞同，会议就结束了。此后一年内，再也没有人提过这件事儿。

纽约是一座很奇特的城市，她表面热情，私下冷漠。这个城市里住着八百五十万人，但她对谁都没有展示出一丁点儿兴趣。在国内我们把这个叫女神范儿，意思是我容许你穷尽你的想象力去耍你的猴戏，反正我也不会看你一眼。因为这个缘故，这座城市里聚集了全世界所有相信自己身怀绝技的年轻人，他们在某个挂满消防梯的旧公寓楼里找到一个可以容身的小房间，在Bleecker街上走来走去，迫不及待地要去展示自己勤学苦练多年的某种技艺。在你还年轻的时候，通常会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情之中，即希望第一个音符窜出时便有无数人停下脚步辨认出这个举世罕见的天才，又担心自己学艺不精横遭耻笑而恨不得一举变成一个隐身人抹去大家可能的关注。这种自大和羞赧参杂在一起的情绪，不适合充满人情味儿的小镇，那里的居民像街角杂货店的老板，随便走进去买包烟都要预备二十分钟交代自己的前半生；也不适合那些规模略大但却生硬呆板的城市，就像一间灯火通明的连锁超市，你推一辆购物车进去，却发现并没有什么耳目一新的玩意儿。但纽约不一样，她是高档百货公司里最有眼力见儿的营业员，不动声色照看着世上各处搜罗来的奇珍异宝，见过几百年来所有数得上姓名的贵族老爷，因此培养出一种泰然自若的气度，绝不会在你进门一刹那就满面堆笑扑上来问先生您今天想选购些什么货色。你不过是个来蹭空调看名牌的穷鬼，她比谁都清楚，但却毫不在乎。

就我自己而言，住的公寓不算破旧，又对于各种表演艺术一无所长，便喜欢在傍晚的时候坐在华盛顿广场的长椅上。目光穿过拱门，第五大道从这里开始，像一条笔直的运河，一路向北，流过帝国大厦的尖顶，最终消失在中央公园。华盛顿广场的中心是一座喷泉，以它为圆心，周围有弹奏三角钢琴的音乐家，吉他贝斯架子鼓一应俱全的摇滚乐队，表演空翻的黑人，拿粉笔在地上画画的大叔，戴一顶尖帽子、微笑着看着每个路人的塔罗牌算命者，最离谱的时候还有一整个修道院的和尚尼姑热情洋溢地合唱。我逐渐形成这么一种印象，只要你有任何能够以直观的形式贩卖的一技之长，便可以领到这座广场颁发的一张永久居民卡，在这里合法地倾注希望、爱和技巧，换取明天的面包咖啡。剩下的人都是临时入境的游客，和我一样，脚步匆匆，或者无所作为，穿着各种各样的鞋子，敲打地面，一刻不停。我无所事事，就这么坐着，等待黄昏终结，天空中的玫瑰色渐渐退去，泛白的浅蓝又变成深蓝，于是路灯亮起，夜风吹过整座广场，有小号声响起，为一天画上句号，忽而欢快，时而悲哀，如同这座城市，在热切、希冀、冷漠和放任的矛盾情绪中成长，让每一个乡下来的孩子为她神魂颠倒，把她放在心口，任她摇着手柄，把你搅成稀烂。

有时我也从广场西南角走到MacDougal街，然后再左转到Bleecker街，一路经过Sullivan街和LaGuardia街，在Mercer街再左拐，走一个完美的矩形回到公寓。沿途酒吧门口经常站着一个壮实的黑人，用低沉悦耳的嗓音招呼你要不要进去看一场保证精彩的脱口秀。但是你知道自己这个星期的生活费已经捉襟见肘，而且老外的笑话十个有九个听不懂，只好对着黑哥们儿微微一点头：Hey Bro,阿里嘎多。这样他们以为你又神经又有趣，便可以一团和气地走过整条街而不失面子。这样尴尬的局面总是发生在夏天，人们可以穿着短裤站在街道上聊天，拖出长长的影子，好像什么事儿也不用做，这可真让人稀奇。夕阳从新泽西的方向过来，摇摇晃晃，飘荡在哈德逊河上，又穿过小小的白帆，“落日”号游船，切尔西巨大的仓库，最终落在苏荷区凹凸不平的石板路里。浮尘在金色的光线中飞舞，仿佛点燃的香烟，吐一口气，带出一个个模糊的光圈。路面上还散发着白天的热气，向上蒸腾，地铁驶过的时候，有隐隐约约轰隆作响的声音，餐馆已迫不及待地摆出露天座位，白色的餐布裹着刀叉，白色的餐盘，椅子向左或向右随便拉开，透露出某种漫不经心的信号。一种整天劳作后的慵懒和夜晚寻欢作乐时光开始的兴奋悄悄混合在一起，包裹出一种并非日常却又轻松自在的奇妙气息。

每个夜晚，从西卵到炮台公园，有成百上千个爬梯同时进行。有钱的时候我们去Standard酒店上面的泳池露台，更多没钱的时候，也就是说几乎整个一年，都只好蜷缩在公寓楼第七层狭长的露台上。我刚来的时候有一个国际喝酒大会，每个人都要带自己国家的一种酒。我一心想要震慑这些不识好歹的洋鬼子，同时也是因为实在舍不得花钱，便跑到中国城花9刀买了一瓶红星二锅头，逢人便指指标签上56度酒精的标志，感觉自己像义和团，一言不发，就能吓得夷人屁滚尿流。义和团失败了，当然我也一样。卷发的厄瓜多尔人拿出一个大大的双管Beer Bong，邀请我一起加入，然后毫不迟疑往里面灌了四瓶冰凉的啤酒。我扶着肚子几乎要栽倒在地上，土耳其人站在一边，笑着递过来一个塑料杯，半杯Raki，半杯冰水。这是我对于喝酒大会的最后记忆，在它刚刚开始半个小时之后。第二天我在清晨醒来，头痛欲裂。意大利人在厨房里煎一块猪排，一边唠叨爬梯上的一个姑娘有多么漂亮。“后来我们在楼下聊了四个多小时，一直到天快亮。你能相信吗？”意大利人挥舞着锅铲转过来:“她的眼睛，你无法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明亮的钻石。”再往后，我见到他们在一起，吵架，和好，又分开。“她是个疯女人，我再也不想见到她！”回国前，意大利人坐在打包好的行李上，一字一句给我念她手写来的信。后来他从机场发来一条短信：“要这样离开她，我还是很难过。”“所以你看，你毕竟无法真正拥有一颗钻石。”一年里这样的爬梯一再重复，我们为了各种各样琐碎的理由庆祝，占据露台的长椅。直到天气转冷，再挪到地下室里，或者某一个人的房间，有钢琴和吉他，有时候有人唱歌，然后其他人依次加入。我再没有喝醉过，但还会怀念Raki的味道。“我们土耳其人把它叫做狮子奶，喝了就会拥有狮子的力量。“那你告诉我，喝完就晕倒，是不是人生没有希望了？”

有时我免不了怀疑，在纽约的日子过得如此快活，大约是因为不用上班的缘故。可能是为了验证这一点，后来我在一个NGO打了一段时间的小工。从办公室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大楼。但不一样的是，出入我们办公室的，多半是一些流动性很强的人。比如我的韩国同事向全办公室发了一封邮件，把自己的女性名字改为男性名字，又比如另外一个牙买加同事，我到走的时候也没有分清ta究竟是男是女。我说这些并无丝毫不敬之意，他们都是些快活的好人，每天坐在一张大长条桌上分享午餐。我们的客户也都是一些快活又流动的人，虽然我不太确定能不能也同样加一个“好”字在里面。这里专门为非法移民提供法律服务，我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根据客户们的叙述，帮助他们写Declaration Letter，未来提交给移民法庭，作为申请避难材料的一部分。特德蒋有本小说叫做《你一生的故事》，Declaration Letter大概也是这么个意思。我拿着一个洪都拉斯人的Letter，坐在会议室里和他做质证前的排练，外面电话声此起彼伏，空调的出气口正对着桌子，吹的纸张娑娑作响。我按着纸上打印的文字，一行行念出另一个人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生。小时候，他和同性伙伴躲在树林里亲热，被邻居老太太撞见，惊动了整个村子。父亲反复毒打，加勒比海上偷渡的快艇，在难民营里申请避难。为了绿卡娶了妻子，离婚，冲突，袭击前来调查的警察，联邦重罪，被假释。在酒吧认识的男人用枪指着他的头，强奸他，染上艾滋病。慈善组织为他提供药品，移民法官意图将他驱逐出境。我改的时候，他坐在旁边，穿件华丽的夹克衫，坠着流苏。一边补充细节，一边不时接个电话，用西班牙语，边说边笑。我无从判断他说的是否完全真实。他的态度从容欢快，但嘴里吐出的词语，却对应着一种我难以完全理解的戏剧性的生活，以至于你很容易忽略掉其中包含的艰苦。在这种被浪漫化的生活里，人们没有被安排一个固定的角色，或对未来执行某种确定的计划，起作用的是一个接一个流动的念头，如同黑暗海上的零星浮标，指引着独木舟上的水手。他们偶尔划动木浆，但更多时候，只是顺着洋流飘荡，不去费心判断陆地的方向。

后来我还在45街上过一段班，办公室规模很小，无从确立任何严肃的规矩，时不时只剩我和一位行政大姐，苦苦等待下班的时刻。每天中午，我穿过一条狭长闷热的地下通道，去中央车站吃午餐，八块钱一份的烤鸡，十块钱一份的面条套餐，经过著名的星空穹顶，绿的底色配黄的线条，大步流星。下午五点，人们从中城的各个大楼里倾泻而出，填满街道。没事儿的时候我喜欢步行回家，一路看看来往的人群，像是参与到某种热闹中，就不会被生活甩的太远。我沿着第五大道向南，穿过40街的Bryant公园，每周一晚上有露天电影，不知所云的黑白老片。34街的帝国大厦，穿着红马甲的人在招揽游客们上楼参观。26街的麦迪逊广场，Shake Shack前永远排着长队，一个汉堡，一杯奶昔。往下23街熨斗大厦，第五大道和百老汇大道在这里斜斜的做一个交叉，Eately里出售全城最好的Gelato冰激淋。向左拐上Broadway大道，穿过14街联合广场，百思买的楼上，一串十五位的红色数字不断变换，穿着西装的上班族在这里消失，L线的入口通向布鲁克林。再往南街道狭窄，楼面破旧，12街有巨大的Strand书店，在人行道上摆满书架，贩卖一块到五块不等的旧书。我有时候在这里停下，英文书太厚，读不过来，但带有图片的画册就会平易近人许多。那些打定主意寻欢作乐的人，步履轻快，片刻不停。10街的Amelia酒馆，一切都是红色的装饰，高脚椅转个不停，酒杯叮当作响，夹杂大声的谈笑，身体就像自在的流水，轻轻晃动，蒸发到每一寸空气之中。漫长的夜色终于开始，远处帝国大厦的尖塔上灯光点亮，百老汇剧院前人头攒动，在哈德逊和东河之间，人们用黄金铺满大地，一百万个叉子举起，一百万个嗓子说话，一百万个人迈开步伐，一起通过时代广场的路口。急速旋转的金星，在黑色天空中划出头晕目眩的圆圈。这座城市在这一刻达到了她所能营造的永恒的幻象的极致，仿佛这一切在历史上从未出现，在现在不会消逝，而在未来也永远不会重复。

再往后，我在八月离开纽约，去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地方。每个地方都不像纽约，他们太空阔，太安静，一下班人们便钻进汽车，沿着笔直的大道开回郊区。当然也都有很好的人，可以一起喝酒，一起看球。每次自我介绍时，我总是说：我来自纽约。“难以想象那里的树那么少。”佐治亚人说。“我们的城市向外延展，只有纽约是往里集中，那么的拥挤。”密歇根人说。“我还是喜欢佛罗里达，踩在沙滩上的一瞬间让我想起巴塞罗那，我想念我的家乡。”西班牙人说。“啊哈，你们街道上不能喝酒，而且你们也不够疯狂。”路易斯安那人说。最后他们会问：“那么你呢？喜欢纽约吗？”“不，我爱她。”

就像老罗德斯图尔特在歌里唱的：你是我的心，我的灵魂，你是我老去时的呼吸，我的爱人，是我最好的朋友。是我全部，一切，完整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