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罗

经历了那次惊魂一夜后（见我的拙著Grand Larceny），我终于再也受不了那贵、又狭小闷热的哥大宿舍——和谐大楼（Harmony Hall）了，决计搬出，不久找到了一个在西121街和阿姆斯特丹大道交界处一套没有电梯的老式公寓。

公寓的房东是一个来自美国南方的黑人，名叫Lloyd，我戏称他老罗。老罗告诉我他是个作家，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的作品，直到有人告诉我，在纽约，作家就是没有工作的意思。

老罗白天出门，晚上回家，也不知道去干什么。既没有看到他看书、更没有看到他写书，的确不像一个作家。每到付房租的日子，他会非常紧张地提醒我，不像中国人那样有些委婉，我渐渐相信每个月750美元的房租对他是非常重要的。

老罗说他不喜欢纽约，人没有礼貌。他要回到他南方的老家。         

比起和谐大厦，老罗租给我的房间还是不错的。老罗和我共用一个小厨房，我可以用煤气炉给自己烧热水喝，在厨房里包一个三明治或培果。还有一个我们共用的小餐厅。冬日，餐厅里的阳光洒满一地、看得见旧地板上扬起的灰尘；餐厅里有一架可以拨打本地电话的电话机。除了一个四、五个平米的卧室外，还有一个独立的、七八平米的起居室让我独用。关起门来，我可以在那个起居室看电视、听音乐，不会太打搅到老罗。那时美国国会正因为拉链门对克林顿总统进行弹劾，几乎每天有听证会；我则几乎每天都看，好奇地从电视上观赏了许多政客的慷慨激昂。有意思的是，20年后，当年的政客许多至今竟然仍在台上，只是换了个职务，比如纽约州的舒默（Chuck Schumer），不禁感叹灯塔国的领导也差不多是终身制的。

前面那个楼正是我当时第121街住的大楼；

后面是哥大法学院新的宿舍

摄影丨李骐          

老罗租给我房间时，卧室里没有床。我正在绞尽脑汁地考虑如何从一个家具店买一张床搬到这座没有电梯的公寓的三楼。我最后的选择是省钱省事，打电话从1-800-Mattress（一个可以打电话购买床垫的公司）订了一个床垫，他们可以帮我搬到楼上，就算是我的床了，从此也就大概知道了床（bed）、床垫（mattress）、床架（frame）、厚棉被（comforter）、薄棉被（quilt）以及各种床尺寸之间的大致区别。

梦开始的地方

床对于我来讲曾经是一样奢侈品。在上海，我刚开始工作时，家里根本没有我的床位。我18岁那年离家去上大学之前，我的床位就是地铺。那时，我祖母、父母和妹妹加我住在一个新式里弄的前楼，其实就是天井（院子）楼上加盖的二楼，总共15平米，当然没有单独的厨房和厕所，以至于我以前对一套房子（apartment）和一间房间（room）之间的区别总是很困惑。

大学毕业后，我再也没法接受和父母和妹妹同居一室，就先在复旦大学宿舍混了一阵，之后在办公室的沙发、书桌和会议桌上睡了有一年半的样子，被子就在办公室的衣柜里。我太太（当时的女朋友）在虹桥的一个日资银行上班，下了班傍晚六点半的样子就到我办公室来找我，我就和她一起在律所对面的面馆吃饭。每次见面的前半个小时，我和她面对面坐着，总是相对无言。我的脑筋因为一天的紧张工作后完全没办法开动，僵硬到说不出话来。等我们两个快吃完时，我才活了过来，可以开口说话了，但那个时候，就到了她该回去的时间了。就这样她最后还是嫁给了我，直到现在，真是神的恩典。

周末，我常常去探望未来的丈人丈母娘。去探访他们的一个主要动力就是他们家有一间单独的房间。我常常每周就只有那一个小时，可以在一张真正的床上放平了休息，因此十分珍惜。

新闸路1324号

（原上海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现上海市勋业律师事务所）

*图片来源于网络         

开始做律师最早的两年，连大年三十我都在律所渡过。我第一个东家——当时的上海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也叫上海市第三律师事务所）、现在的上海市勋业律师事务所有一座在静安区新闸路1324号的小洋楼。那时办公室早已空无一人，而我则是以所为家。到了12点，我和太太两个人一起点燃炮竹焰火，除旧迎新。我在办公室居住的日子差不多持续到我们俩有了自己的新房。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床。迄今我都非常感谢我第一个东家所有的前辈对我的无比宽容——我在办公室里工作、也在办公室里生活；他们还允许有专门为我工作的来自复旦和华政的实习生（他们现在都早已是上海法律界的翘楚）；最后，他们还放手让我们开了自己的律所。没有他们，就没有之后的方达律师事务所，更没有我的今天。（关于上海三所的历史，可参见《上海三所：第一代涉外律师的故事》）

吉 姆

吉姆是我在纽约的贵人。他的官方身份是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德意志银行美国的前身）全球的法律总监。吉姆和我是1993年春天国际律师协会（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在杭州举行的会议上认识的。那时候国际会议很少在中国举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第一次派中国律师参加。我虽然年轻，却因为新加坡著名的王一心律师的推荐，当时全国律协的冯秀梅秘书长专门给了我一个名额作为律协代表参加了这次盛会。参会者的交流都用英文，只有几个中国律师发言。当时在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现在在方达的高旸律师是发言人之一。我当时还在我第一个东家任职，在提问阶段用英语问了高律师一个问题。会后我离开会场的时候，吉姆从我背后叫住了我，我们就这么认识了。

吉姆长得很高、瘦削白皙，和我说话常常要躬着身。杭州之后，他在上海又当面问了我一些关于中国股票交易和外汇管理的问题，我按照法律一一回答了他。吉姆描述的金融产品对当时的我来说都是近乎天方夜谈，而我对我不太明白的东西又不太好意思直接问。幸亏吉姆问问题的时候慢条斯理、非常仔细，常常会同一个问题从不同角度问我几遍。他也会将交易的路径画在一张纸上，一边是美国、另一边是欧洲，慢慢我了解了美国、欧洲对银行的不同管法。然后结合中国法律，我们两个就一起发现了哪些跨国交易在中国可行、哪些不可行了。他离开上海不久，就发一个传真过来（当时还没有电邮），写下和我讨论的问题，请我书面回答他。吉姆的提问简单清晰，回答他的问题真是享受，所以我一般都很快回复他的传真。过几个星期，他会再来一个传真说，谢谢你的答案，请你早点把账单寄过来。

这就是初识吉姆时我们的交往。之后，他每次到中国来，都会事先打个电话约我见面。他去过我新婚的蜗居，和我家人同框。他也会从美国带来礼物，一个和他戴的手表同款的Timex。

有一年，他要到上海来，事先打电话给我约时间见面。我说，哦，不巧，你来的时候我正好要去北京爬长城呢。吉姆就说，“Adam，长城总是在那里的，我却不常在这里。”于是我就留下等他来上海。

当时互联网并不普及，谷歌在我98年来美国读书几个月后才刚刚成立，而我对美国银行的官阶并不了解。可吉姆在银行的职位显然超出我当时的知识和想象。有一次我和信孚银行香港的同事们一起工作，他们投行部有一个长得肥肥大大的项目主管问我是否当真认识吉姆。我给了他肯定的回答，他随即向我投来不可思议的目光。

这就是他，信孚银行全球法律总监、执行董事，是这个银行当时职位最高的领导之一，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法学院的高材生，早年是伟凯律师事务所（White & Case）的律师。然而，吉姆这些背景都是我后来慢慢才知道的。当时的我只是把他看作一个非常和善的客户。我后来也知道，他戴的（也是送我的）那款手表才几十美元。手表还是同样简洁好看，我却不禁有些失落。在上海的银行界、随便一个项目的纪念品的价值都超过这个数字。他的确与我其他的银行客户截然不同，没有花哨的领带、金色的袖口；不抽雪茄、也不去酒吧；从不夸耀他自己的任何成就，却愿意倾听我一个年轻人，即使我海阔天空、洋洋自得。

来到纽约后，我才意识到我的浅薄和他的与众不同。

祝你生日快乐

去纽约读书之前，我成家已经有了几年，但我误以为自己还是可以轻松地适应单身生活的。反正我一直出差、有时一周去好几个城市；即使在上海，每晚我回家时，太太也常常等我等得太累而已经沉沉睡去。等我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已经去上班的她会在床上留下一张纸条，告诉我早饭在哪里，晚饭她几点回来。

 当我真的开始在纽约重新做学生时，我才发现一个人生活和出差是两码事。在老罗的住处，我半夜醒来，月光清冷地照在我的小屋，我恍惚不知道自己身在哪里；我几个月大的孩子只是我电脑上的屏保和周末的QQ视频。

纽约日常生活的昂贵也是我当时正在适应的日常。当时在上海的早饭是几毛钱的概念，而在纽约怎么也要一个美刀（一个咖啡和一个培果），也就是要贵上至少十几倍；上海一个五元人民币的盒饭在纽约再便宜可能也会需要四五十元人民币。从我在哥大做学生开始，家里就骤然减少了90%的收入，却多出了昂贵的学费、纽约的生活费和上海孩子的支出。半年前在上海，我每年的薪水可以在上海不错的地段买一两套不错的公寓；半年后在纽约，我不但不再抢着买单，甚至后来的生日聚会，居然也是大家各自买单，至今想起来我仍然非常羞愧。

1999年开年，我灰头土脸地迎来了自己33岁的生日。

那天早上，我还没起床，电话响了。

我光着脚从卧室跑了出来，来到餐厅去接电话——果不其然，是她。

“生日快乐！”“啊，谢谢，谢谢！”

几乎就在同时，门铃响了。“你等下啊，”我说到。

我手里拉着电话线、惦着脚走过小小的过道，一只手握着听筒、另一只手去开门。

“生日快乐！”

是他，吉姆。

SAKS FIFTH AVENUE

摄影丨李骐          

吉姆一手端着一个燃着蜡烛的小蛋糕，另一只手提着一个SAKS  FIFTH  AVENUE的礼品袋，里面是一支我一直舍不得买的万宝龙钢笔。他显然知道这个时候，我的太太在电话的另一头。他走到电话机前，和我太太说了几句，然后，双眼炯炯地看着我。吉姆在电话这头，太太则在电话那头，两个人同时唱了了起来：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Adam，

祝你生日快乐！”

在那一刻，当上海的一切都显得离我那么遥远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我是一个有家、有朋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