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著名思想家、作家、科学家歌德曾经说过：“志向和热爱是伟大行为的双翼。”做律师，是刘歌从小的志向和梦想，这缘起于一段“特殊”的经历往事。

小时候的刘歌，从小随家人住在位于京城劈柴胡同，一个政府机关的四合院里。60年代初，四合院里搬来了一户老人。这位叫贾潜的老人，建国后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兼刑庭庭长，曾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的起草人之一，长期从事法律工作。1957年，贾潜被打成右派，是当时法律界行政级别最高的右派，后被降级为国务院参事室的参事。于是他全家搬到这小院里，遇到了刘歌，成为了刘歌法律人生的启蒙老师。小时候，顽皮的刘歌还曾经在院墙上写“打倒大右派贾潜”，结果被妈妈狠揍了一顿。八九岁时，刘歌开始热爱读书，他先看《西游记》、《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等小说，后来渐渐似懂非懂地开始看些政治类书籍，如《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传》等。求知欲特别强的刘歌就经常去请教贾爷爷，一来二去，两人成了忘年交。贾爷爷就给他讲当年他做律师的传奇经历。小小的刘歌，心里觉得这位贾爷爷特别棒，十二三岁懵懂间，他有了一个梦想，长大了去做律师，可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没有律师的社会。

中学时，身材高大的刘歌进入北京什刹海体育运动学校打排球，这个学校里诞生了如李连杰、吴京这样的武打明星，也诞生了如张怡宁和冯坤这样的奥运明星。1974年，他被陆军63军特招入伍，当兵四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打排球。1978年，刘歌复员了，只准备了两个半月就去高考，并一举考入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成为“文革”后中国最早一批法律系学生。这一年，刘歌20岁了。

毕业留校后，北大法律系成立北京第三特邀律师事务所，刘歌脱产主持该事务所的业务开发工作，并代理了中影公司等一批企业。当时北大和日本佳能要成立一个合资企业，让刘歌来审核日方提供的合同草案。当时虽然已经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但该法中既没有股权的概念，也没有股票的概念。刘歌按照中国的法律，把合同全改了一遍，双方将合资企业的经营期限定为30年，起名“北佳”，取北大和佳能之意。几十年后，刘歌去日本拜访佳能法务部，言谈间提到他当年负责“北佳”合资合同的修改时，佳能的法务部长说：“当年的那份合同是我起草的”。几十年后，历史以一种奇妙的缘份将当时合同两方的法律人，联系到了一起。

刘歌上学之初，中国法律制度的建立还不是很完善。仅仅只有屈指可数的几部法，如《宪法》、《婚姻法》、《土地改革法》及两个组织法，这些法律一只手就能数完。而当时，中国传统律师业务就是打官司，经济方面的业务基本没有。在这种情形下，像“北佳”这样的案子，没有人教刘歌怎么去做。于是，刘歌下定决心，要去“西天取经”，到国外学习先进的法律知识和经验。

28岁，他远赴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法学院，攻读税法硕士。正如西天取经要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才能取得“真经”，刘歌国外求学期间也要克服种种困难，生活极度拮据。攻读硕士的两年间，为了省钱，他两年如一日每天的午餐只吃火鸡火腿三明治加一罐可乐，面包挑着快过期的买，可乐也只买促销的。就这样，每天不到四毛钱的午餐一直吃到他毕业。毕业后，他作为中国法律顾问加入美国芝加哥市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美国简博事务所（Jenner & Block），在那里工作了八年半。

中国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经济春潮澎湃涌动，发展迅猛，刘歌在美国的中国业务也越来越多。彼时，刘歌已经在美国安家，有房有车，生活条件优越舒适。但随之而来的，是刘歌再一次的“不满足”。在美国律所工作，报酬虽然丰厚，但你能看到二十年后自己是什么样子。而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形势的高速发展，吸引了刘歌的目光，他觉得自己的抱负，能在中国实现。

1996年，39岁的刘歌下定决心回国，并同时向国内好几个知名律所发了传真。因为有了之前巩军的经验，君合回复的最快。刘歌觉得君合很professional，就接受了，并和君合约定1997年夏天入职。后来他回忆说：“当时君合开的条件很让人感到温馨。其中有一条是，如果加入君合后一年的分配不够四万美金，差额部分由君合补齐，特别体现了对新加入合伙人的鼓励和关怀。”

虽然对中国经济形势和君合充满了信心，但当刘歌放弃了美国一年十几万美金的固定薪水加入君合时，家里人还是很担忧的。临走他对太太说：“今后三年不要指望我拿回家一分钱，因为我是去创业的。” 6月1日加入君合后，他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仅半年时间，刘歌的创收就超过了君合规定的合伙人全年创收标准。而这样高强度的工作，他整整持续了15年。多年来，他代理的客户基本都是世界500强，像微软、壳牌、甲骨文等都是他长达十几年的客户。

在君合二十二年的光阴流转间，刘歌做过的一件对君合乃至对整个中国律师行业的发展都产生深远影响的大事。这就是在律所内建立“利冲制度”。在国际律师行业，有一个通行的防范利益冲突的查证以及解决利益冲突问题的制度。这一查证制度是为了为规范律师事务所的业务活动和律师执业道德，防止执业过程中，因涉及律所与当事人利益冲突情形而给当事人和律师事务所造成潜在的权益损害，切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和律师执业权利。刘歌在美国简博事务所工作8年多的经历，让他深知这个制度对君合的业务、对整个中国律师业的重要性。因此，当刘歌第一次参加君合的合伙人会议时，就针对这项制度写了一个书面议案，在会上讨论并被一致通过。1998年5月，他在君合所内发出了中国第一个查证利益冲突的备忘录，完善了君合防范利益冲突制度！其后五年，北京市律师协会开始推行这项制度。又过了三年，全国律师协会要求所有律所建立防范利益冲突的制度，今天这项制度已成为全律师行业的共识。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在中国法律行业文革后发展的四十年间，在刘歌加入君合的22年中，共做过六届11年管理委员会委员的他，无论是在其“管理”生涯还是个人业务开拓中，既是先觉者、先行者还是先倡者。

做一名优秀的律师，不仅仅要专业，更需要有创造力。这就体现在律师挖掘新业务领域时的突破、创新精神及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刘歌发现在美国，娱乐业有巨大的律师业务市场，而在中国却尚是一片“蓝海”。于是他将眼光投向这个潜力颇大的市场，并在君合成立了一个叫ESM（娱乐/体育/传媒）的业务小组。

2001年6月23日，中国申办2008奥运会的最后一个宣传大活动——世界三大男高音紫禁城演唱会是刘歌代理的诸多颇具声誉的案例之一。这台总投资会超过1000万美元的世纪音乐会也是北京申奥的压轴大戏，格外引人注目。三高音乐会故宫午门广场外的主会场，加上故宫端门广场和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几个分会场，能容纳10万观众。一个晚上的演出，涉及到大大小小近100多个合同，像转播合同、赞助商合同、版权合同等。还包括600多个移动厕所什么时候装上，投入使用；在午门广场要搭建30000个座位，这些座位如何安装与拆除；供水供电等合同；都经过了不厌其烦的反复修改。

另一个刘歌在ESM领域的经典案例是与“滚石”乐队中国巡演项目的合作。2003年，世界殿堂级摇滚乐队——英国“滚石”乐队要来中国演出，日期定在2003年4月4日。而早在“滚石”来中国前，因为刘歌成功代理了世界三大男高音紫禁城演唱会而声名鹊起，“滚石”乐队的中国推广商也请他来担任这个活动的法律顾问。一切看上去都是最完美的搭配，而谁也没有想到，此时一场席卷全球的病毒正汹涌袭来。

2002年11月16日，SARS首先在广东顺德爆发。经过四个多月，病毒席卷东南亚、澳大利亚、欧洲和北美。而中国，也是此次SARS病毒袭击的“重灾区”。而在刘歌承接这个案子之初，他就极力说服此次活动的中国推广商拿出一笔经费来购买一份保险险种叫“取消险”（因演出取消产生经济损失而投保的险种）的保险。而在当时中国保险公司的险种中，没有这类险种。面对这样一个大型活动，不购买“取消险”的话，对刘歌的客户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风险。于是，刘歌从英国的劳合社（注：劳合社起源于300多年前的英国伦敦）弄来一份专门保滚石乐队取消演出的保单。他将这份英文保单拿给“人保”（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并翻译成中文，然后报保监会并获得成功审批。这样，历尽周折的“取消险”终于上上了。2003年3月25日，“滚石”乐队照常在香港进行了演出，但就在4月4日中国演出前一周的3月28日，因为“非典”的原因，演出被迫取消了。这时，客户买的“取消险”派上了大用场，保险公司甚至从英国派来了精算师，这场活动的全部推广费用得到了顺利赔付，最大限度保障了客户利益。

在刘歌看来，要想保持一个事务所在业务上旺盛的“生命力”，就要不断开创新的业务领域并走在时代前沿。而律师工作的鲜动灵活，也在于如何在没有法律规定和前人经验时，依靠现有法律解决问题。这不仅仅是向客户提供令其满意的法律服务，也是为中国法律建设的立法提供宝贵素材和经验。

早期，君合定位以“涉外非诉”业务为主，基本不做诉讼业务。刘歌来君合之前工作的美国所是一家以做“争议解决”为主要业务方向的律所，且创收很高。刘歌颇为看好“争议解决”这个业务领域，并身体力行地开展“涉外争议解决”业务，还经常在合伙人中宣传推动这个事情。2006年，一个重要的契机出现了：君合承接了“达能诉娃哈哈”的案子。刘歌当时负责君合的人事和业务工作，他敏锐的觉察到历史的时机并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开始慢慢为君合招聘争议解决方面的人才，建立起君合争议解决团队，并身兼君合争议解决组第一任组长。达娃之争被称为改革开放30年来影响最大的国际商战，从双方企业的掌门人，到中法两国元首都参与到这场商战中。29场诉讼战役背后，达能与娃哈哈为中国企业家上演了一场经典商战案例。对于君合而言，君合的业务发展因此经历了战略性的转折与发展，从之前仅以非诉业务为主而转向非诉加诉讼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不仅仅是争议解决业务，伴随着时间及市场发展，刘歌陆续推动筹建了君合的合规业务，反垄断业务及国家安全审查等业务，助力君合逐渐“成长”为拥有数十个业务领域的、国际公认的最优秀的中国大型综合律师事务所之一。

业务上革故鼎新，在其参与管理君合的十一年间，他在建立并完善现代化律所的各项制度，如人事、财务、培训等各方面也竭尽心力，有些甚至从零开始填补空白。可以说，他的敏锐、创新和果敢帮助君合在律所发展中走出了不一样的节奏步伐。

当时君合的合伙人各自发账单，但全所没有统一的账单序号，财务缺乏统一管理。在美国律所工作过八年的刘歌十分清楚，国际律师行业的专业做法是全所建立统一的客户序号（client number），在客户序号下发出的每份账单再设一个独立账单序号（invoice number）。于是，刘歌把这套账单排序制度引进了君合，全所采用客户需要和账单序号的统一管理“系统”，为君合现代化管理作出了贡献。

此外，为客户写备忘录和发传真是律师的常规工作方式，且十分频繁。但君合当时并没有统一的备忘录和传真文件格式，而是律师各自为政，格式五花八门。刘歌认为，作为一个专业化律师事务所，所有文件都需要标准化，这样不仅专业，也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于是他自己使用电脑，制作了备忘录和传真的统一模板，并在全所推广使用。

对于一个逐渐成长、发展的律师事务所来说，如何管理人、实现人力资源合理使用及调配是重中之重。在2000年前后，刘歌亲自编撰“君合人力资源工作指引”。随后，该“指引”不断修订， “指引”中详细阐述每一个级别的律师所对应的职责，至今这一制度仍在使用，彻底改变过去比较随意的招人定薪升职的初级方式。除了律师分级外，他还逐步推动建立了顾问制度和外国法律顾问等制度。

针对律师的基础培训，刘歌认为中国大学法学院培养学生以灌输法律知识为主，致使很多学生毕业后不能上手工作，需要再培训。于是他筹划建立起一套针对律师基础培训的制度和体系，成立培训部。这套培训体系以君合合伙人和资深律师为讲师，培训实务课程。

他率先在所内开讲，题目就是“如何写备忘录”。有一次，他在周末花了八小时给新晋升和新加入的合伙人讲了一堂“如何做君合合伙人”的讲座，那些“干货”使年轻的合伙人受益匪浅，当年的与会者，现在都是君合的“大腕儿”。

时至今日，君合的培训体系已经运转了17年，课程内容涵盖如“到哪里找法律，怎么读法律，如何将不同的法律融会贯通，怎么打电话咨询法律起草人、执行法律的官员，对于粗线条的法律怎么操作，怎么把律师函、法律备忘录写的有理有据，怎么处理诉讼的文件，合同起草，还有怎么和客户交流”等方方面面。君合的培训已经成为中国律所发展建设中颇具特色的一片风景。

时光流逝、万物更新，如今的刘歌已过花甲之年。当岁月的洪流卷走了青春，但一直无法熄灭他胸中涌动着的“中国梦”：那就是当他在国外多年工作并了解到世界最顶级、先进的律师事务所是什么样的后，他也想亲自“建设”一个中国最好的律所，为了这个中国梦，他 “执拗”了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