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的春天，巩军从美国回国，第一次踏入君合在北京和平宾馆的办公室。在此之前，巩军刚刚拿到美国旧金山大学商学院的MBA学位，正在筹谋在国内从事房地产生意。闲暇间，他来京看望自己北大的校友、也同是“未名影社”摄友的肖微（巩军为第一任社长，肖微为第二任社长）。巩军有些惊讶的发现，君合的生意还像那么一回事！有电脑、打字机，还有无绳电话，当时的公司能凑齐这几样，不容易。热心肠的巩军和肖微说“这段时间我没事，我就在你们办公室上班帮你们吧，不要钱。”可谁也没想到，巩军在君合这一干，就干了26年。

说起巩军加入君合前的人生经历，决不能简单地以“丰富”二字来概括。他经历了中国特殊时代下所有的酸甜苦辣、百转千回。他上山下乡插队当过农民，做过钢厂工人，也当过兵。他的身上既有着时代深刻的伤痕烙印，也有着因为他独特性格而折射的光彩。1955年，巩军出生在陕西西安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六五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家庭被打为“黑帮分子”。在他10岁到17岁的这段童年，充斥着他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而“饱受欺凌”的悲惨记忆。在那个是非颠倒，正误颠倒，善恶颠倒的年代，谁想打他就可以打，甚至被打到牙齿脱落，也不能还手，否则就会被冠以“阶级报复”的帽子，家庭会受到更大冲击。或许是痛苦让人更坚强，眼泪让人更勇敢，心痛让人更睿智；他的性格没有因此变得阴郁，而一直保持了热情和正直。因为文革，他小时候一直没有上过什么学，17岁就主动上山下乡到陕西临潼县插队，做了农民。三年后，他招工回到城里，做炉前分析工人。当工人时，被钢厂武装部推荐，让他报名参军。于是，1976年已经21岁的巩军到了甘肃武威当兵。

1977年，开始恢复高考制度，但部队高考实行推荐制，一次只能一个人。巩军热切地想参加高考，就向部队提出要求。他连续两年提出申请，连续两年遭到拒绝。那时，部队优先把名额给了部队军医去大学学习，轮也轮不上他这个搞监听的兵。1979年，为了高考，巩军做了一件大胆的事情：他给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寄到了北京中央军委，信上要求自己能够被允许报考大学。信通过层层关卡被退回到连队，巩军还是没有考成。最后，他决定复员回家去考大学。1979年，巩军终于几经周折参加了高考，考的是文科里面的外语科。而从小几乎没怎么上过学的他，却一举拿下陕西省的文科状元，同年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专业学习，这一年他已经24岁了。

谈及为什么当初选择学法律，巩军说：“我想做的是国家缺的，中国缺少法律我就学法律，中国没有国际法我就学国际法。”四年大学结束，巩军进入到对外经济贸易部（现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工作，从事涉外法律的起草，国际经济协定的谈判及大型涉外投资合同的审批工作。在经贸部工作的三年间，他跑了16个国家。1986年，他拿到了部里的一个名额，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继续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继续攻读于美国旧金山大学商学院，1992年毕业这一年，巩军已经37岁了。

1993年，中国经济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再度进入高速成长周期，万马奔腾，山河万象。最蔚为壮观的景象是外资企业的蜂拥而入。自1979-2000年，中国累计吸引外资3462亿美元，大部分是1992年以后发生的。1992-2000年的累计流入量占总量的93%。1993年底，合同外资达到了1114亿多美元。

1993年，肯德基第一家特许经营店在西安开业；宝洁在中国一口气建立了四家公司和五家工厂；柯达赞助了在上海举办的第一届东亚运动会；诺基亚开始向中国提供GSM移动电话；花旗银行把中国区总部从香港搬到了上海；福特主管国际业务的执行副总裁韦恩·伯克说：“我的头号业务重点是中国。”

同样具有象征意义的是，1993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代表们就餐第一次不再需要缴纳粮票。5月10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布从这一天起取消粮票。从1955年开始，全国居民购买粮食都需要定额分配的、这种明显带着当时社会经济“特色”的票证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变革，大踏步的开始了！

巩军1993年春天踏入君合北京办公室时，君合当时只有六位合伙人。在美国的六年，巩军也曾在美国Debevoise & Plimpton和McCutchen, Doyle, Brown & Enersen工作，参与处理了许多涉及美国及中国法律的项目。即便君合当年在中国已经算是律师业的“先行者”，但有过美国律所工作经验的巩军依然发现有诸多不满意之处，因为他和当时的合伙人们就想要创建一家国际一流的律师事务所。

他给君合设计了最早的LOGO，说起怎么设计的，只能感叹在简陋困难的环境下，人的智慧是无穷的。他先拿了一张手纸用钢笔在上面写，写完钢笔水会洇，洇完后的效果就和篆刻的一样。那时候没有扫描仪，就拿传真机传过去，把它变成电子版的，再传到电脑上，颇费了一番周折。那时君合秘书不会使用电脑，他就每个星期抽一天下午教秘书如何使用，还给君合设计了正规的letter head。然后他又“鼓捣”着，给君合建立了公司email。那个时候，全世界也没有多少人用email，但有了email，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早在1994年互联网第一波浪潮来临前的1993年，巩军就既有远见且“时髦”的在美国给君合注册了官网，www.junhe.com的网址至此沿用至今。从巩军加入君合，他多年来执掌君合的IT部门。君合的第一个网页与第一个邮件系统从他的手中“诞生”，律所现代化的IT建设也从无到有慢慢开始起步，至不断成熟。

1993年的巩军给君合带来的远不止上述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他将美国律师按小时费率收费的模式在君合落地。当时他和一家知名的美国律师事务所合作，对方问他律师费怎么收？巩军回答说：“我按小时收，200美金一小时。”200美金一小时！这在当时的中国律师业简直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天价”！ 他之所以敢开出这样的收费标准是因为他认为君合的合伙人们有这样的水平，事实证明这样的收费标准得到了国际客户的认可。

1992年开始，中国允许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境内设立办事处。当时国内没有任何一个事务所具备关于外商投资（FDI）或并购（M&A）等商务法律项目的执业经验。于是，外国所经常会自行起草全部法律意见，然后只让其中国合作伙伴签署这些文件。有人说，中国所是被外国所作为“橡皮图章”来使用的，意指只做了很少的工作，却承担了与这些法律文件相关的全部责任和风险。而回国加入君合后不久的巩军，也遇到了这样一例：一家知名的美国律所的律师找到他，说给他500美金，要求他在其写好的法律文件上签字，而且一个字也不能改。巩军有着自己做为中国律师的傲气和专业要求，当即就拒绝了。他说：“如果让我审查，我就有修改的权利。否则我不能签这个字。”

加入君合后，巩军很快“开拓”了一批高质量的国外客户，如新日铁、达美航空、路透社、美联社、宜家和道琼斯等。而这些客户和巩军合作后，展开的是长达二十多年的合作之旅。一次，他的一个国外某知名媒体的客户给他打电话，他说：“我今天晚上准备自杀，活不下去了”，巩军开始以为他开玩笑，后来得知，因为改变了监管政策，客户觉得实在干不下去了，沮丧之下打电话找他倾诉求助，询问解决办法。巩军觉得这事实在棘手，中国的法规政策不能逾越，而客户的问题要得到解决。后来，他代表客户和合作的对家艰难谈了两年半的时间，绞尽脑汁几乎是“异想天开”地通过政府高官间的外交换文（Exchange Notes），奇迹般的解决了客户的问题。

君合自1989年成立后，从1992年至2011年近20年间，共在海内外设立八家分所。除了在他来之前，早于1992年设立的海南分所以及1993设立的纽约分所外，巩军根据管委会安排，又和其他合伙人一起共同参建了其他六家分所：上海（1994年）、深圳（1999年）、大连（2002年）、香港（2006年）、硅谷（2010年）、广州（2011年）分所。可以说，君合从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的版图扩张中，少不了巩军参回斗转间奔波的身影。1994年年初，巩军接棒武晓骥上海分所筹建的工作，在上海一呆就是大半年的时间。从策划开业盛典到业务开发，一切基本步入正轨后，他才离开。2011年设立广州分所时，他作为主要承办人，从头到尾参与了全过程。现任广州分所主任的张平在他君合三十年的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管委会即指派巩叔（巩军）、佟珂、姚文平三位律师直接参与和指导广州分所的筹建。巩叔那时正患着痛风，经常拖着疼痛的双脚来广州张罗各项工作。”

在美国律所工作时，巩军所在的外国所有Legal Update。到了君合后，巩军觉得这对于推广中国法律及君合的法律服务是一个很好的“手段”，于是坚持数年如一日，编写中文版和英文版的中国法律更新，向客户宣传中国的法律和君合的法律服务。当时编写JunHe Legal Update《君合专递》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不仅要尽可能的、全面的搜集新的法律进展，最困难的是要把它们翻成英文。这花费了巩军大量的时间，而在当时，这是完全没有任何报酬的。

在君合工作的他，长期和家人分隔中美两地。为了兼顾家庭和事业，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辛苦和努力。他平均每六个星期回美国一次，无论在美国家里，还是旅途中的任何地点，都要拼命完成客户的各项任务。那个时候都靠传真机发文件，他回忆说，有一次在美国家中一觉醒来，一地的“麦浪滚滚”，屋里地上铺了一层、总共上百页白花花的传真纸，全都是客户发过来的文件，最后客户还嚷着传不过去文件了，因为一卷传真纸都被用完了。还有一次出差东京机场，因为他太专注于改文件，所有人登机后喊了几遍广播他都没听见，结果飞机飞走了，把他一个人扔在异国空荡荡的机场大厅。一抬头发现周围人没了，他傻眼了。后来没办法，改成第二天一大早的航班，当天晚上他就窝在机场的一个椅子上，用自带的一个插卡的modem插上电话线，整整工作了一晚上。

巩军因几位君合创始人博大的胸怀、海纳四方英才而来到君合落地生根。他是君合第一位有国外律所执业经验，回国参与中国律所建设的律师，是君合最早的一批筑基人，见证了中国律师业发展从贫瘠到丰饶的变化。也正是有他珠玉在前的示范和感召，才有了后面“海归英杰”们的陆续加入。

这就是巩军，爽朗、机智、耿介、豪侠、情义。正如他自己在六十甲子时所写的一段话：“22年前有那么几个血性小伙(当然包括依然年轻的王之龙)，以在我看来仅次于身家性命的承诺，向我发出了不可拒绝的邀约。我入伙了。我至今仍被这种胸怀深深地感动着，是这种胸怀使君合至今色彩斑斓。我有幸作为一个参与者享受了君合乃至中国律师业的春天。我一生经历过工农兵学商五色人生，它们在我生命的不同阶段烙下五彩印记，但唯有在君合这22年的烙印是最灿烂的，是我一生最值得骄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