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底特律出发，经过夏洛特，到达亚特兰大。

那时我对南方充满想象。想象中是郝思嘉的南方，也是福克纳的南方，有巨大的棉花田和密西西比，红色的道路上尘土飞扬。夏日午后地面热气蒸腾，微风拂过沉默的橡树，推动窗户上的白纱帘左右飘动。阳光透过玻璃，洒在桃花心木的家具上，让那些奶油色的墙壁也闪闪发亮。老吊扇的黄铜页片，吱吱扭扭转个不停。摇摇晃晃的马车，黝黑皮肤的牧师，打着白色的领结。南方像是一个漫长的影子，当我又开始酗酒，坐在木头吧台上哭个不停的时候，有人会把钥匙放在窗台上，拍拍我的肩，对我说：无论如何，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所有想象，都不尽准确。

从机场出来，我打了一辆Uber，一个黑人小哥开着一辆红色的水星汽车，不紧不慢地过来。车窗敞开着，外面是多云而阴郁的天空，闷热的风进进出出，路过一栋又一栋灰色的大楼。“听说亚特兰大是南方的纽约啊。”我跟小哥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是啊，我以前住阿拉巴马，那儿可太无聊了。亚特兰大的酒吧很多，女人也多。哥们儿，在这儿你会有机会的。”“纳尼？”我身子往前倾了些。“你住哪儿来着？”小哥问。我又报了一遍自己将要入住的地址。“呃，你们那儿可什么也没有，”小哥沉吟了一下，“那你有车吗？”我摇摇头。“哦。”小哥带着一种“好吧哥们儿你没有机会了”的表情，结束了这个话题。车子猛地拐进了地下停车场，外面暴雨恰到好处地落下来。

我住的公寓在桃树街上，一室一厅，有朝北的落地窗，可以看到高等艺术博物馆白色的外墙一角。桃树街大概是亚特兰大最长的街了，在最南边和Memorial Dr. 的交界处开端，贯穿亚特兰大南北，沿途分出无数枝杈。过了78号公路之后，横向交叉的街道开始按照数字命名，从第3街到第26街。中途穿过13号、85号和403号公路组成的错综复杂的路网，最后消失在与Palisades路的交汇处。如果你的目光在地图上继续向四周扩展，又会看到往北延伸的桃树路，从东边过来的桃树环路以及在西边与它平行的西桃树街。然后还有桃树大街、桃树丛大街、桃树山大街、桃树战役大街、桃树中心，桃树车站。就算走进超市，也会看到以一种傲娇态度躺在最显眼位置的乔治亚桃子。然而吊诡的事情是，在这铺天盖地的“桃树”名词的包围圈里，你却几乎找不到一株真的桃树。

亚特兰大自己的官方解释是，最早抵达此地的希腊移民，看到漫山遍野的松树（Pine Tree），以此命名了第一条街道。然后，不同地区的移民涌入，在一个比一个糟糕的英语的口耳相传中，Pine Tree就变成了Peach Tree。

从松树到桃树，名字的改变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些浪漫的色彩，但却并不体现在我的公寓附近。黑人小哥说的没错，这一片地区乏善可陈。都是办公楼，一到下午五点半，人们蜂拥而出，桃树街上挤满逃往城外的车辆。半小时后，一切回归寂静，本片区域就进入一种自愿的宵禁模式，只有封闭的85号公路和空空荡荡的停车楼，在人类消失后的旷野中无声奸笑。

“真是太荒凉了。”我四处抱怨。但这荒凉却慢慢逼迫我培养出一种异常规律的生活习惯，早上七点起床，八点半上班；下午五点半下班，走去南边或者走去西北的Publix，拎一袋食物，一瓶普洛塞柯酒，花半个小时吃晚饭，然后坐在落地窗前看小说或电视。公寓里面倒是自成一体，有泳池和健身房。去泳池的住客挺多，不见有谁下水，大家只是懒散地躺在旁边的躺椅上，拿一本书，消磨时间。健身房二十四小时开放，每一个住客都可以免费使用。于是我制订了一个计划，包括30分钟的椭圆机，50次10磅的哑铃，45次50磅的推力器，45次50磅的扩胸器，和150个仰卧起坐，填满每天的空闲时光。后来又发现公寓旁边还有一座占地庞大的Piedmont公园，有一英里长的环形沙土跑道，于是周末的时间表上又多了一项内容。

日复一日我按照相同的时间表起居作息，仿佛在我和这座城市之间建立了某种纽带，一种我未曾探索她的每个角落，却被裹挟在她缓慢耐心的节奏中而渐渐生起的服从感。曾有人跟我讲一辈子一定要有当兵或者蹲监狱的经验，后来我想啊，大概这两种生活都是以强有力的方式为你建立起一种你必须加以服从的秩序。无论主动或被动，秩序意味着某种确定性的获得，而确定性赋予人们自由；在它的反面，混乱意味着人的意志的失败，人被束缚在失败中，再难挣脱。

我在八月下旬抵达。这时亚特兰大还是夏日气候，空气从中午开始闷热，五六点时来一场暴雨，然后在天黑之前呈现出辉煌的晚霞。说来奇怪，我在别处都从未见到过这么多玫瑰色的黄昏。站在我的窗户前向外张望，西边天空上总有长长的云朵，几乎覆盖整个地平线。光线从知更鸟蛋般的淡青色和柔和的粉色开始，过渡到如同漫天火焰燃烧的红色，再慢慢变暗，显出瑰丽而又沉郁的紫色。这多么像郝思嘉曾经看到的南方的落日，当她还是少女，坐在塔拉农场白色房屋的阳台上，目光越过新翻耕的棉花地，直到弗林特河对岸的群山。太阳在那里落下，白天的温暖也随之消退，透出丝丝的凉意。最终夜幕落下，一两颗明亮的星升起，越过对面楼顶Wells Fargo银行红色的招牌，延伸到乔治亚州被绿色灌木覆盖的黑黝黝的平原的无限远方。

后来她与查尔斯结婚，搬到了亚特兰大，住在桃树街尽头的一栋小房子里。那时的桃树街还不曾像今天一般被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所包围。在我的这位虚拟的前辈邻居眼中，1862年的桃树街狭窄而泥泞，穿过连绵起伏的红色丘陵，但却有着某种令人兴奋之处，某种生涩而粗糙的东西，与她优美外表底下的顽劣本质恰好彼此呼应。

在这个平行宇宙里，郝思嘉真实的印记留在桃树街和第十街交界处的一栋红色小楼中。这里曾是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家，她住在这里的地下室，用十年的时间，断断续续完成了这部古老南方的最后记录。1949年，在桃树街和十三街的路口，几乎是在我的公寓楼下，玛格丽特被一辆疾驰的汽车撞倒，就此丧命。她与她所创造的那个绿眼睛姑娘看起来格格不入，她胆小，惧怕交往，喜欢简单的生活，终其一生也只写了这一部小说。郝思嘉和白瑞德的故事为她带来了超过一百万美元的收入，却摧毁了她所珍视的宁静。她曾告诉友人，自从这部小说出版之后，她再也没有一分钟的时间属于自己。然而她的故事已经牢固地建立在这里，建立在几个虚构的人物和一个真实的亚特兰大之中，这些从未存在过的活人与成千上万曾在这里呼吸过的死人共同行走在桃树街上，如同在雾气中浮沉的影像。古老的南方在谢尔曼燃起的大火中毁灭，但某种时间不能摧毁的人类内心的光彩却在她的笔下流传至今。

当暴雨和火红的傍晚一起消失，九月上旬之后，就进入南方的秋天。夏日的沉闷一扫而空，每天都是明亮的阳光，穿过玻璃，一无遮拦。空气里保持着清晨初起的气息，督促你从夏天理所当然的懒散切换到秋虫啾啾的轻快中。曾经空旷的桃树街上早晚开始出现跑步的人，小腿紧绷，目光坚定，一路跑过树影斑驳。我从公寓出发，走三个街区去上班。办公室在大楼的四十八层，每个人都有一扇大落地窗，除了我。作为一个临时工，我分到了一间临时办公室，夹在两个有落地窗的大办公室之间，只留下一小条窗户。公司有自己的食堂，每天十一点半开餐，可以坐在餐厅里吃，也可以用饭盒打回自己的办公室吃。我最开始坐在餐厅吃，后来发现除了我，几乎每个人都只吃一小盘沙拉，只好灰溜溜卷起自己的三块猪排一大份意面两个烤土豆，躲回办公室。

负责我的大老板，是一个看起来木讷的老派男人。老派和新潮的一个区别是西装的穿法。比如在纽约，西装要穿小一号，紧紧裹在身上，勒出腰线，裤子要skinny，裤摆离鞋面要有距离，露出精心挑选的袜子。老派则要穿大一号，西装上衣后摆差不多要包住整个屁股，裤子要宽松，裤摆垂到鞋面上，叠出一个老派的褶子。南方多老派，或者说南方中老年白人男性多老派，比如大老板，每天都穿一件褐黄色的粗毛呢西装外套，直逼膝盖。刚到公司，他请客，带我们去据说亚特兰大最好的牛排馆吃饭。这里大家总是先在吧台喝杯酒，聊会儿天，再去入座。让我先点酒，我瞅了半天复杂的酒单，要了一杯Draft Beer，感觉自己很为老板省钱。接下来每个人都点了一杯威士忌。大家谈笑风生，酒杯端在手上，我便羞愧地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初入职场的青瓜，还停留在喝啤酒的阶段。

回来以后，和对酒有研究的朋友聊天，她尖锐地指出，喝酒的铁律是从淡到浓。先喝威士忌再上桌喝红酒，是典型的美国土老帽的作风。“那先喝啤酒呢？”“噢，你们青少年就不要讨论这种问题了。”

吃饭时大家要聊天，中产阶级的话题恐怕最具有普世性，三分之一体育，高尔夫或棒球最佳；三分之一孩子，学校见闻或要去参加夏令营的计划；最后三分之一是政治。我不打高尔夫，不懂棒球，也没孩子，只好尽量挑起剩余三分之一的话题。那会儿正值共和党第二轮辩论结束，惠普前总裁卡莉和地产大亨特朗普吸引了全美的目光。我兴致勃勃谈起来卡莉前一天的发言显得多么棒，大老板冷不丁地插进一句：你觉得杰布布什怎么样？“哦，他不行，他太学究气了，他昨天辩论表现也很苍白，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希望。你觉得他会退选吗？”大老板放下刀叉，沉静地说：“我在为杰布的竞选委员会工作，我觉得我们还有机会。” 呃。。。就这样我在最后三分之一的话题上也一败涂地，只好陪笑不语，专心切割面前外皮焦脆的巨大牛排。

高级饭馆都是代客泊车。我们出来时在门口站成一排，把票交给服务生，等着车开过来。大老板主动提出捎我一程。郊区人民的车都大，特别流行的是福特的Suburb，我一直觉得这种车介于卡车和SUV之间。在芝加哥时，我姐姐开着一辆福特Suburb来接我，我说你个子这么小，怎么开这么大的车？她一脸严肃，冬天大雪的时候，只有这车能开上我家门前那个坡道。亚特兰大冬天难得有雪，但很显然全美郊区人民是一家，一辆辆suburb开过来，一个个壮汉勒勒裤带，灵活地钻进去，挥手告别。然后大老板的车来了。几个人忍不住打了一个唿哨，一辆红色的法拉利小跑车，贴着地面飞了过来。我说：“哇，这是你太太的车？”大老板一脸严肃：“不，她开suburb。这是我的车。”车内又陷入了一种尴尬的沉默，他用力踩下油门，发动机发出巨大的轰鸣，咆哮着冲上85号公路。

大老板早年在所里当一个小律师，勤勤恳恳。后来在一个项目中表现出色，很得客户的赏识。客户是南美富豪之一，把大老板挖了过去，替他打理公司。那是他第一次离开美国，随后二十年，他在南美和俄罗斯往返奔波，照看生意。见过此起彼落的美洲独裁者们，也曾和普京亲切握手，出入南美式的狂欢派对和沙皇举行的宫廷晚宴。二十年后，大老板开始思念家乡，回到亚特兰大，重新当起律师，每天中午在五十层的自助食堂，看着亚特兰大无限延伸的天际线，吃一盘沙拉，悠闲快活。

这个故事的前半段让我想起盖茨比。在他还叫杰姆斯.盖茨的时候，每天沿着苏必利尔湖岸奋力捕捉鲑鱼，直到在风暴来临的前夕，划一艘小船，去见抛锚在沙洲上的丹科迪先生。然而这位亚特兰大的盖茨比异常聪明地将他的后半生转到另一个方向，或许是更加快乐的方向。没有伫立在长岛的夜风里久久凝望对岸忽明忽暗的一盏绿灯，那里天气闷热，太阳落在中城五十九街电影明星们居住的公寓大楼后面。在艾登堡医生淡蓝眼睛的注视下，他穿过灰烬谷，一路向南，回到乔治亚，在郊区置地，养育孩子，周末去打高尔夫，帮助杰布布什竞选美国总统，然后在喝了酒的晚上，用力踩下红色法拉利跑车的油门，冲入南方长久不变的夜色之中。

1873年，白瑞德离开郝思嘉，“亚特兰大实在太生涩太新颖了。”

他说，我要到老的城镇和乡村里去，那种绅士生活中安逸而富于尊严的风度，旧时代温文尔雅的美德，我以前过日子的时候，并不懂得这些东西中潜在的魅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