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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新谈话剧(下)

2016.01.09 杨立新

关于《雷雨》

 

大家对《雷雨》都很熟悉,现在大家对这个人物普遍的看法是,仍然觉得周朴园这个人是一个说不清楚的人物。我们剧院的演出剧本上写的是“周朴园五十几岁”,而实际上在曹禺先生发表的很多文章中,写的周朴园的年龄是“五六十岁”。曹禺的剧本有一个特点:他不写年代,不写具体日子。在《雷雨》剧本中,他写的是“二十年代的一个闷热的夏天的早晨”。这太有意思了,和老舍先生完全是反着的,老舍先生总是写得特别具体:“1898年,以康梁为首的戊戌变法失败了。初秋,早半天。”对于演员来说,这种不具体就是一件特别麻的事情。那么,在我写文章给人物做自传的时候,我也耍了一个滑头:既然曹禺先生写得是二十年代的某一天,我们剧院把周朴园五六十岁的年龄取中定在了五十五岁,我干脆就把故事发生的年代定在1925年。这样,我再反过来推这个人物,然后写了一篇文章。看过这篇文章的人们都认为,周朴园和鲁侍萍三十年前的这些事情,基本上弄清楚了。

 

我的结论是:那个时候的周朴园,是一个像周冲一样的好孩子;那个时候的周朴园,是像周冲爱着四凤一样地爱着当时的鲁侍萍。如果《雷雨》的故事发生在1925年,当时五十五岁的周朴园是1870年出生的。戏里提到了,周朴园去过德国留学。当时周家住在无锡,是无锡市里的一个大家族。那个时候如果肯把自己二十岁左右的孩子送到德国去留学,应该能够说明这个家庭是比较开明的,绝对不是一个雇着祥林嫂那样人的土地主家庭。按照我们现在一般的规律来说,出国留学一般是十九、二十岁的样子。我们假设当时的周朴园也是在这个年龄出国留学的,也就是在1890年之前,1889年前后。那个时候的中国,在工业方面是以德国为楷模和发展方向的,因为中国北洋水师的九条战舰中有七条都是德国船。而且,北洋水师先买的是两艘英国船,后来发现不大好用,又补了七条德国的战船。后来,蒋介石手下的许多精锐部队也使用了很多德式装备和武器。所以,中国在师承欧美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也是以德国为学习的目标和发展的方向的。那么,周朴园去德国留学一定是受了当时进步思潮的影响。四年以后,周朴园回国大约在1893年或者1894年。那么,作为一个学成归来的有志青年,周朴园回国之后为什么没有马上出去做事呢?有可能是因为甲午战争的失败用的是德国的战舰对周朴园在某种方面产生了一些打击和影响。一个青年,如果他越有志,这样的打击就越大。

 

周朴园在家待了两年,在25岁这年,和鲁侍萍谈了恋爱。然后在26岁这年,鲁侍萍怀上了周萍,在26岁到27岁之间,生下了周萍。那么,周萍出生之后,如果按照我们一般对周朴园的评价——周朴园对鲁侍萍是始乱终弃,也就是阔家少爷玩弄使唤丫头——一旦发现鲁侍萍怀孕了,包括我们现在也会这样做:首先,赶快打胎;如果来不及打胎,就让她生下来,赶走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在那个时代,单身母亲的处境是相当艰难的。那么,周家终于让鲁侍萍把周萍生了下来。如果周朴园对鲁侍萍是始乱终弃,生下周萍之后,可能就是把孩子扣下,把母亲赶出去,但是周家并没有这么做——不但没有赶走鲁侍萍,而且还让她和周朴园又怀了第二个孩子,也就是鲁大海,并且是在周家把这第二个孩子生下来的——因为鲁侍萍自己有台词,说:“年三十的晚上,你们家为了给你娶那个有钱人家的小姐,让我抱着刚刚生下三天的孩子,冒着大雪,把我赶出了你们周家的门。”那么,生了第一个孩子之后,周家没有把鲁侍萍赶走,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周家可能比较开明;第二,周朴园从德国留学回来之后之所以能够爱上鲁侍萍,很可能也是由于受了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的进步思想的影响。

 

那么,为什么说周朴园是一个好青年呢?是因为曹禺在第一幕里写到了这一点。在第一幕中,周朴园从矿上回来,因为矿上出事了,他下令让矿警开枪,打死了三十多个工人。他是大前天晚上回来的,剧本中是这样体现的:繁漪下来说:“老爷呢?”四凤说:“老爷大前天晚上回来,敲了您的门,您没有开,老爷就在书房睡了。”繁漪问:“老爷这两天在干什么?”四凤答道:“这两天老爷总往省政府跑去开会。”繁漪又问:“老爷现在在干什么?”四凤说:“老爷在会客。”“会的谁?”四凤说:“刚才是警察局长,现在不知道是谁。”周朴园上来的时候,说:“十分钟后我还有客人,你们关于自己,有什么话说么?”从这些对话,我们已知的信息有:周朴园今天上午起码要会三拨客人。曹禺没有告诉我们这三拨客人都分别是谁,只是隐约地告诉我们,第一个客人是警察局长。后面两拨客人的身份,曹禺没有告诉我们,但我们能够隐约地感觉到,这些客人和公检法恐怕有一定的关系。因为,鲁大海上场之后,从早上六点一直等到下午才见到周朴园,要谈矿上罢工的问题。周朴园告诉他,昨天早上矿上已经复工了,他已经把矿上的事情处理完了,并且今天警察局长到他家里来回访了。然后,二儿子周冲上场跟周朴园说:“鲁大海还在门口等您。”周朴园问:“谁是鲁大海?”周冲回答:“就是那个前几年由鲁贵荐到矿上来的,现在是工人代表。”周朴园告诉周冲:“这个人已经被矿上开除了。”然后,周冲说了一句不得体的话,他说:“爸爸,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以为他们这些人为自己的那一群人说话,是没有错误的。”然后,他又说:“我听说矿上打死了工人,不给抚恤金。”这句话把周朴园激怒了,周朴园说:“你知道社会是什么?!我记得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我自命我比你这种半瓶子醋的社会思想要彻底得多!”可见,周朴园的意思是:你这种小儿科,早是我玩剩下的。你的这种民主思想和社会思想,和我当年差远了。那么,当年周朴园的社会思想是什么呢?就是都有了两个未婚的儿子了,如果他们家不拦着,他可能就跟鲁侍萍结婚了。

 

如果这还不足以佐证周朴园和鲁侍萍的爱情之牢固,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二幕中,鲁侍萍见到周朴园的时候说:“你们家为了娶那个门当户对的小姐,在年三十的晚上,把刚刚生下孩子三天的我,冒着大雪赶出了家门。”她说的是“你们家”,而不是“你们家和你”,更没说“你”,因为这件事不是周朴园干的。那么,如果周朴园是二十五岁恋爱,二十六岁生下周萍,二十七岁生下鲁大海,那么如果他是二十四岁回国的话,在家待三年就已经够长了。可能在怀上鲁大海之后,周朴园出去做事了。而且做事的地方一定不近,因为在后来的戏里,鲁大海指着周朴园骂的时候这样说:“你曾经在哈尔滨包修江桥,故意让江堤出险,淹死了三百多个小工,克扣了他们的抚恤金。”看来,这就是周朴园的第一桶金。如果这是他的第一桶金,后来周朴园当了矿主,就不会再故意让矿井塌方,砸死三十多个工人,克扣这些工人的抚恤金了。在那个年代,不管在离家多远的地方做事,到了春节一定会回家过年的。周朴园如果在哈尔滨包修江桥,要在春节赶回无锡,必然很耽误时间。所以,周家在年三十晚上把刚刚生下孩子三天的鲁侍萍赶出去,就是为了给周朴园娶那个门当户对的阔小姐。那么,后来在戏里,繁漪跟周萍说:“你爸爸把我骗进你们周家,只让我生了冲儿,就再也不理我了。”周冲在第一幕一上来,跟繁漪说:“妈,我要跟你说一件事儿。”其实他要跟他妈妈说“我想让你把我的学费分出一半来,给四凤,让她上学”。繁漪说:“冲儿你等一等,你今年是十……?”周冲说:“妈!你要再忘了的话,我就不高兴了!我十七!”曹禺先生上来就把这个地方按死了,要留给观众一个明确的印象——周冲十七岁。那么,繁漪应该是在十八年前进的这个家。繁漪进门之前和把鲁侍萍赶出门之后,这之间有九年的时间,而戏里始终在重复一个信息:当初鲁侍萍在无锡住的那间房子里的摆设、家具、包括窗帘打开的习惯等等,全都保留着。在这部戏里,周朴园应该有过三个女人:第一个是鲁侍萍,第二个是那个我们仅仅从鲁侍萍的嘴里听到过一回的“门当户对的阔小姐”,后来再也没有人提过她,第三个就是繁漪。这三个女人比较起来,一个是所有的痕迹和习惯都保留着,一个是了无痕迹,一个是现在和大少爷一个劲儿地诉苦,让大少爷带她离开这个压迫了她十八年的阎王一样的丈夫,周朴园对哪一个用情最深,就不言而喻了。

 

那么,周朴园的发展在周冲身上也有点滴的描述。比如,周冲在第一幕的时候,跟周朴园说:“爸爸,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想把我的学费拿出一部分来,给她。”周朴园说:“四凤,你把太太的药拿过来。”就把这话岔开了。但是之前,周冲跟他妈妈说了自己对四凤的感觉,说“她绝不是小姐堆里边长大的,她是热爱劳动的”,等等。到了第二幕四凤被赶走,在第三幕中,周冲又追到四凤家去,跟四凤描述了一段著名的“早上起来,我们划着一条白帆的船,在大海上……”就在这个时候,四凤的哥哥鲁大海回来了,鲁大海说:“你不要跟我妹妹说这些。我妹妹将来是要给工人当媳妇的,是要生孩子洗衣服做饭的,你说的那些东西,她想都没想过。”这个地方特别有意思,鲁大海说的不是“不敢想”,也不是“想过但做不到”,他说的是“根本连想都没想过”。然后,周冲还试图跟鲁大海说,他要带着四凤上学,不应该这样看四凤,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然后,被鲁大海一通臭骂之后,周冲冒出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我忽然觉得,我爸爸说得是对的。”他突然间觉得,他的这种浪漫和幼稚,跟鲁大海这个阶层是对不上位的;他突然间觉得,他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可能远不及他爸爸。

 

所以,你在看这个戏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周朴园的那种老辣,周朴园对社会的那种冷酷,周朴园对矿上的那种严酷统治,和周冲身上的这种天真和单纯,是有着某种联系的。你也能够看到,周朴园的内心深处也有一个软弱的地方,有一个不能提,不能碰的三十年前的那件事。而最有意思的是,当你看完了这部戏,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当天从早上发生的这些事情,到了晚上,其中有一个最大的秘密,就是周萍和繁漪之间的关系,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唯独有一个人不知道,那就是周朴园。而让这个悲剧爆发到了死的死、自杀的自杀这个严重的结果的原因,就是周萍和繁漪之间的乱伦关系。所以,演这个戏的时候,我越演越觉得,周朴园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当初的周冲。由于周冲那样的年轻人犯下了那样一个错误,给三十年后的悲剧埋下了一个隐患。然后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件事情就变得这么复杂,然后又由于命运的轮回和事情的巧合,迫使三十年前的那个人又回到了这个家,又由于巧合,那个人的女儿也进了这个家,跟这个家的儿子,也就是同母异父之间的兄妹发生了关系。同时,由于周朴园的老婆和儿子之间乱伦关系的助推作用,使这个戏中产生了一种谁都控制不住的力量。

 

我有一篇文章发表在我的博客上,为三十年前周朴园和鲁侍萍的关系翻了一下案。我认为,三十年前的周朴园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孩子,一个充满理想的好孩子。他原本是想让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结果被家里边一下子把爱情扼杀了,所以才为三十年后的悲剧埋下了隐患。而有意思的是,当三十年后的悲剧爆发的时候,周朴园只知道三十年前的前因,而根本不知道三十年后,在这个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当然,可能还有一个人不知道,那就是周冲。所以,我们在研究戏的时候,需要把里面的扣解来解去又系来系去,反反复复地研究,这样人物在脑子里才能有一个大概的全貌。

 

Q&A

 

储贺军:我先谈一谈我的感想。我从十几岁就开始看话剧,第一部在现场看的是总政的一个话剧。到现在为止,我已经看了三十多年话剧了。今天听杨老师讲了之后,我感触最深的是两点,我觉得和我们律师业有直接的关系:首先第一点是杨老师说的,话剧演员在创作过程中,从一点一滴的细节开始,然后串起来。细节是非常重要的——我就觉得老舍先生在《茶馆》中写的那杆钢笔,和第三幕中的炸酱面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细节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做律师也是一样,从细节开始,把每个细节都弄好了,整体自然而然就好了。另外,关于刚才杨老师讲的观察生活,我觉得艺术家的眼光就是不一样。比如刚才杨老师说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感受,和现在很多电影电视剧包括话剧里描写的确实不一样,大家确实是心甘情愿的、服气的。所以,怎么能够准确地观察生活,这非常重要,我们确实应该向艺术家学习。

 

邹唯宁:细节固然重要,整体也是非常重要的。关于这个话剧的欣赏,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看了老舍的《我的一辈子》,觉得特别沉闷,中途就想走,但是因为车被堵在里面走不了,所以被迫看完。储律师看了三十多年话剧,觉得《我的一辈子》这部戏特别好。所以,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同一部话剧,每个人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

 

储贺军:关于这个问题,我再说两句。《雷雨》我看了很多遍,单单在北京人艺的剧场里,我就看过四遍了,几代演员演的《雷雨》我都看过。这出戏太棒了,整个戏的结构和对社会宏观及个人命运的把握都非常到位,而当初曹禺写这部戏的时候才二十三岁!要想把宏观的东西体现得很好,就需要细来支持。说起《我的一辈子》,我为什么喜欢这部戏,是因为这部戏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把形体和语言分割开了。说的人就站在那里立正,表演的人就做肢体表演,没有语言,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大家是不是有些问题,现在可以提一提?

 

Q:小剧场的话剧也是你们做的吗?

A:不是,是出租的。所以,有些人就误以为那是我们的作品,还跟我们剧院提意见,说:“你们别演这样的戏好不好?你们北京人艺怎么都堕落成这样了?”

 

Q:您认为人艺最好的编剧是谁?最好的演员是谁?

A:这可不好瞎说,容易得罪人!前几天,我们在演《窝头会馆》。《窝头会馆》现在确实火,观众喜欢得不得了,从头笑到尾,中间还不耽误你掉眼泪。甚至有的观众说,这个戏比《茶馆》、《雷雨》都好。我们大家一致认为,不可这样比。因为这没法比,就好像中国的槽子糕和外国的奶油蛋糕,各有各的特点。当然,具备一定水平的好的编剧,可以找出很多,但是让他们之间踢一场球,看看哪队最好,那没法比。拿《小井胡同》跟《雷雨》比,它们根本不是一个东西,也不是一个时代,没法比。确实,我们剧院有很多剧目是其他剧院演不了的,这一点我们可以很自豪地拍着胸脯这么说。

 

Q:刚才您提到了,《窝头会馆》一共要演七十多场。在演这么多场的情况下,您作为演员,那种创作的冲动会不会越来越少?比如:您周一演一场,周三演一场,周五再演一场,演到后来,创作的冲动会不会就几乎没有了?

A:首先,我们不是一三五演,而是二三四五六日演,星期一休息。关于您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两个职业,是不能偷懒的。最让我感动的是老师,即使家里的孩子病了,他也一定要注意力集中的给学生好好讲课。另外一个职业就是演员。因为演员在舞台上,永远不想让任何一场的任何一个观众看到他发挥不好的时候。比如,演员的嗓子今天突然间因为感冒或者其他原因失声了,然后就来两片激素,把这场演出先坚持下来,到了第二天早上,当然情况就更糟了。所以,您说的这种情况,演员烦的可能性也有,但一般是对领导——又给我安排这么多场,但一旦拉开大幕,演员绝对不会偷懒。演员不敢偷懒,也不舍得偷懒,因为他不会让台下的观众失望。

 

Q:我提一个关于三一律的问题。《雷雨》中间有一个场景是在鲁贵家的,从三一律的角度来讲,这是遵守了三一律,还是突破了三一律?另外,现在的新戏是不是都不再考虑三一律了?

A:对,现在都不考虑了。比较现代的像《阮玲玉》这样的戏,就在台上弄一个模棱两可,非牛非马的场景,它什么都不是,但你说是哪里就是哪里,场次写的时间地点人物就很模糊,其实早就打破了三一律。

 

Q:您认为北京人艺的哪些话剧是应该作为经典保留的?

A:如果让我选择,北京人艺必须保留的话剧起码应该具备这样的条件:首先,从戏的质量上来讲,必须具备一定的水平;其次,这个戏必须保持它自己的风格和性格;第三,它必须是有观众人缘的戏;第四,它应该对演员的素质有提高的作用,比如:《茶馆》、《雷雨》、《天下第一楼》、《狗儿爷涅磐》、《小井胡同》、《鸟人》这些戏。但是要演这些好戏,有时候我们自己的条件都达不到。

 

Q:您和话剧圈对现在流行的那些所谓“小剧场话剧”有什么看法?

A:现在国家对话剧演出市场放得比较开,可以个人经营,但是必须接受当地文化监督稽查大队的批准和审查,获得许可证之后,就可以经营这样的演出。现在小剧场的这些戏一般都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人少;第二,制作成本低;第三,比较简单,大部分都是年轻演员,因为它牵涉一个成本问题,服装道具都比较简单,演员工资也比较低。所以,这些话剧具备这样一些特点:首先,它们的娱乐性比较强,但是故事相对单薄。我看过几个这样的剧,都是在某一方面比较不错,但是如果要说这个戏很全面,我觉得还差得很远。当然,在这些戏中也不是不可能出一些经典。比如:《洋麻将》就是这样一个剧,是几个人自己攒的,几个人弄个麻将桌、几身服装,就可以演。《洋麻将》有吴刚、冯远征、何冰他们这三个很熟练的演员,只用了二十天的时间,利用排练的间隙时间,就把这个戏排出来了。由于他们三个人的名声,观众很踊跃;由于他们三个人的技术,都是好演员,那个戏演得也很棒。我看完那部戏之后,最后也没明白到底是谁没来,为什么没来,所以这部戏的悬念扣得也不错。这样的小剧场的戏对于这些专业的演员来说,操作起来是比较容易的。


(本文是杨立新先生应储贺军律师之邀在君合讲座的录音整理稿,刊登前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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