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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18岁

2018.03.05 马建军

正月初一已过,戊戌年真正到来了。在2月16日零点的钟声敲响的那一刻,第一批零零后正式迈入了18岁的门槛儿。前段时间朋友圈都在晒十八岁的照片,白天我还没在意,晚上睡到半夜忽然醒来,不知不觉想起了自己十八岁那年遇到的人和事。


十八岁的前一年,1971年的7月,虽然几乎没正经上过一天课,我竟然就初中毕业了。在我之前的六七、六八和六九三届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时称“一片红”,但到了我这届,政策上放了一个口子,实行“两丁抽一”,即家中有两个孩子,家长可以在身边留一个。我是独子,按照新政也可以留在上海工作。结果我就被分配去了地处闵行的上海电机厂,在运输科当了一名装卸工。当时我的最大愿望是离开家庭的管束,去农村或边疆自由自在地讨生活,因此进了人人羡慕的工矿国企,心里反而还是很不高兴的。


在电机厂干到了十八岁,虽然身板还没有发育完全,但好歹也算是一名熟练的搬运工了。装卸队里的人头已经混熟了,大家都住在集体宿舍里,每天生活算不上精彩,但也绝不枯燥。我们装卸队的队长长着络腮胡子,大家都叫他老阿华。队长虽小,但也有特权。他的特权是总能开队里最新最好的卡车。每天早上8点,大家都到码头边的工棚里集合开班前会,先学习毛主席语录,再由老阿华分派任务。所谓任务,主要是跟着卡车到市区其他工厂或仓库装卸货物,或者在厂区的码头和车间之间驳运各种零件或原材料。外出装卸货物都是劳动强度很大的体力活儿,但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愿意往外跑。一听到外出就欢天喜地,但听到要留在厂里驳运都会唉声叹气,愁眉不展。分派任务中运气最好的是去外地装货,因为可以在外地住一两天,天不管地不管。


有一次,我跟司机周师傅去苏州装货,回程时车上装满了齿轮,齿轮上覆盖着一层油布。四个装卸工和一个销售员坐在油布上,我和周师傅坐在驾驶室里。当车开到昆山陆家浜时,天色已晚。我和周师傅已经好长时间不说话了,驾驶室里只有引擎发出单调的隆隆声。当车驶上陆家浜桥的时候,我惊奇地看到汽车突然转了一个弯,朝着桥中央的栏杆一头撞了上去。接着,就像电影里的慢动作一样,桥的栏杆被撞飞了,汽车翻过桥面向河冲去,接着是一片溅起的水花。我随着车子沉入水底,车侧翻在河床上。当我终于从车窗拼命挣扎出来,浮出水面吸到第一口空气的时候,那种脱胎换骨的感觉真是无法形容。这次事故最终被认定是周师傅疲劳驾驶,他在开上陆家浜桥的一霎那睡着了。事故中,车上的销售员被齿轮和油布压在河底,溺水而亡。其他人两个重伤两个轻伤。只有我和周师傅奇迹般的毫发无损。两个月后,我过了自己十八岁的生日。


在卡车上干装卸工不仅危险,而且艰苦。有一次我和同伴用杠棒扛着三百多斤的货走跳板,走到一半腿一软,就从跳板上倒栽葱摔了下去。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腰遇到阴天下雨就疼。当时最累的活是给二车间装运发电机转子线圈用的铜线,每个线圈小的七八十斤,大的一二百斤。三四个装卸工要像举重一样,将这些线圈从仓库里扔到汽车后车厢里。一车装满少则四五吨,多则七八吨。装完后所有人都瘫倒在车厢里不想坐起来。但最苦的活是给九车间装翻砂材料,有硼砂、红泥,以及我们最害怕的黑粉。这些黑粉其实就是将铅笔芯当中常见的铅研磨成极细的铅粉,装在麻袋里,一包足有二百多斤。我们要将这些铅粉袋从仓库背到卡车边,然后两人抓着麻袋的四角用力扔到车箱里,再将麻袋一包包地摞好。每次干活,人都笼罩在重重粉尘里。干完活儿后去澡堂洗半天,头发、鼻孔、耳朵以及皮肤的皱褶里总是留着黑黑的痕迹。


如果艰苦是生活之盐,那快乐也许就是生活之糖了。我们队里有两种人,一种是年纪轻的,大部分和我一样,都是七零届毕业后分配进来的学生,其中有两个还成了我的好朋友,一个姓谢,绰号“长脚”,另一个姓陈,大家都叫他“猩猩”。我们天天在一起干活,一起去食堂打饭,一起去浴池洗澡,还三天两头到处惹麻烦。队里还有一些老三届的,年龄比我们稍大一些,我们虽然也叫他们师傅,但心里却将他们视为兄长或大哥。我的师傅就是老三届的,但我从来不叫他师傅,只叫他小阿华。小阿华眼睛不大,但身板很厚。跟着他干活再苦再累,都会觉得我们正在做很开心的事情。如果给我几个词来形容他,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正直、透明、敢做敢为。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这种人真不多见。


除了我们这帮年轻人,队里其他工人大多在四五十岁左右。刚进装卸队,我们也尊称他们为师傅。但没过多久就听说,原来这些师傅都是因受过处分,或者在历史上有污点,因此被下放到装卸队进行改造的。其中有一个司机,我一直觉得不像其他人,他总是衣着整洁,车开得好,对人也挺和善。谁知后来忽然听说他被公安局抓进去,而且在拘留所割腕自杀了。又听说,原来他是闵行区一个流氓团伙的成员,专门参与猥亵男童犯罪。我们闲来无事,总是扎堆听各种各样的八卦。渐渐地,我们这批学校来的徒弟对那些老师傅越来越不恭敬了,不仅干活时不耐烦,平时相处也常常会出言不逊。但随着时间推移,我渐渐发现那些被我们看不起的师傅其实都有非常精彩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川人姚师傅,个子很矮,一副很憨厚的样子。过去只知道他当过国民党兵。但有一次偶尔听他盘龙门阵,才知道他曾经是坦克兵,参加过征缅远征军,曾在战场上开着坦克碾压日本人。


生活是最好的老师。我在装卸队待了四年半,寒来暑往,开心的时候远多于发愁的时候。我们的工棚就在黄浦江边上。夏天工作结束后,我们年轻的喜欢在码头上跳水,或者一口气游到江对岸去偷一个西瓜再游回来。冬夜寒风凛冽,我会约小阿华一起举杠铃,或者和年纪大一点的师傅一起泡澡堂,一边帮他们搓背,一边听他们侃大山。但我最怀念的日子是躲在工棚里看书。天黑了,码头上都安静下来了。四下只有潮水的哗哗声和驳船经过时的鸣笛声。我在十八岁时读到的最好的一本书,是一本同学借给我的内部参考版小说《海鸥利文斯顿.乔纳森》。这本书是一个飞行员写的,讲一只海鸥如何拒绝随波追流,通过自学学会了高超的飞行技巧,最终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很难解释这本书写的有多好。但我那时候确实把它当成了我的人生教科书。


前些天我没找到自己十八岁时的照片,就晒了一张从百度图库里搜到的装卸工人干活的照片。结果朋友圈里有朋友留言,“你留过的汗、走过的路、读过的书都成就了现在的你”。读来十分感怀。遂留此小文,以兹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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