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已经过去了16年。去年911前后，君合微信公众号曾刊登了李骐律师亲笔撰写的《9.11》一文。作为当时在纽约911事件的亲身经历者。李骐用他一贯温情、细腻的笔触记录下了这段“难以忘却的纪念”。一年后，他再次用笔捕捉记忆中的时光流影、用文字填满时间沙漏，将当时的文章中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和润色。或许李骐律师用本文再次告诉我们的是：时光远去、记忆不灭，或许在巨大的创伤里，才让我们领悟平凡的幸福真味。

2001年是我到美国的第四个年头。就在那年年初，几经周折，在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爱德华（Randle Edwards）的大力举荐下，他们终于接纳我攻读法律博士（JD）。时隔几周，远在北京的君合合伙人会议全票接纳我成为他们的合伙人，还允许我在哥大读完书再回去工作。纽约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因为没有争取到哥大自己的学校宿舍，我们全家三口选择住在当时的世界贸易中心对岸--新泽西州泽西市(Jersey City)的新港（Pavonia Newport）的高层公寓里，家里只有最简单的家具。新港一直住着许多在纽约寻梦的学生、律师、银行家和工程师。现任人民银行的领导、大基金的合伙人、娱乐集团的总法，都在那里住过不少年。君合的一个创始合伙人在那里抚育过两个孩子。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地方还是住着类似的人群和他们的下一代。我们经常戏称她为华侨新村。

2001年的日子对于我来辛苦、简单。每天，我推着童车将孩子送到两公里外的幼儿园，然后折返坐上跨哈德逊河的捷运（PATH），两站后就可以到纽约下城的世贸中心。从那里，我可以转乘纽约地铁去上西城的哥大上课。从我们新港的家到哥大，单程通勤的时间至少要一个小时。法学院的大多数必读课本我都是在地铁里读完的。当时地铁里，你可以看到不少人会随手从挎包里拿出一本书，或是阅读、或是备课、或是消遣，所以我在车上阅读大厚本的案例书并不稀奇。太太也每天坐同样的捷运连地铁去纽约大学商学院读工商硕士(MBA)。我们没有老人或亲戚和我们同住在纽约。很多时候，因为幼儿园节假日关门、或者放学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接孩子、或在幼儿园下班之后照看尚小的大女儿，我和太太还经常不得不带上她一起上学。我们或上大课、或参加研讨会、甚至社交活动都带着她，她就常常在我们身边画画，非常安静。就在来回这两个城市的地铁或捷运里--或在椅子上、或干脆席地而坐，我和孩子一起看书、画画、说话和游戏。就在一节破旧的车厢里，我们的大女儿第一次眼睛盯着她妈妈，说，“妈妈，你真漂亮！”

世贸中心是两栋雄伟的大楼。迄今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并行的的十几排自动扶梯，把早高峰源源不断的人流，从捷运车站轰隆隆地送往世贸中心大堂和周围十几幢比肩接踵的摩天大厦。世贸中心内部是白色的、非常明亮，我至今都难以想象在这楼里是否有过阴暗的日子。一楼商场著名的店铺是GAP和Discovery Store，前者是当时商务休闲装的代表品牌、后者则出售孩子和我这样的大男孩喜欢的天文望远镜或其他科学仪器。世贸中心的一楼、中间的楼层（你到世贸中心最高的110层，必须在当中的楼层换乘电梯）和最高层有各式的餐厅。大楼里当然还有各种公司和律所，例如布朗伍德（Brown & Wood）。这个所一直有不少华裔律师。90年代初该所的丁律师就代表美林证券，我则代表海通证券一起成立了一个在中国的合资证券公司。这个事务所的纽约办公室还有后来成为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校长夫人孙律师。

加入君合后，纽约办公室的主管合伙人周律师非常爽朗地接纳了我这个还是学生的新同事，让我随时使用君合在世贸中心一号楼（北楼）77层的办公室。虽说办公室不大，我却是如此地欣喜，在那年夏天还特意在办公室里自己买了一个小小的海尔冰箱，用来给大家存放饮料和午饭。尽管那时还在读书，我会常常从哥大上完课后去世贸办公室工作。那时，我抽烟。周律师却非常宽厚地告诉我，虽然他自己不抽烟，但不讨厌别人抽。现在我知道他是在宽慰我，因为我多年后戒了烟，知道了不抽烟的人是如何痛恨烟味的。但无论如何，当时在夜深人静的大楼里，我仍常常会点上香烟，在9月10日那个晚上也不例外。

君合纽约办公室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老周一个人操持的。1993年，老周和他美丽能干的太太到处找地方、把办公室从西44街的纽约市律师协会大楼（Bar Building）搬到了帅气的世贸中心。君合早年在纽约的日子是孤独的。全美国就只有这一间中国律师事务所，我们做的事情在美国少有人知晓，老周夫妇迄今还记得他们第一年的收入是如何地微不足道。到了01年我加入君合之后不久，另一个英俊和蔼、当时在曼哈顿中城执业的杜江律师也要加入我们了，同时还有新的秘书。小小的办公室突然有了新的生机。所以，喜气洋洋的老周琢磨着要请工程师在世贸中心办公室铺设排设网线，可以让我们几个律师和同事同时上互联网（当时地无线网络没有今天这样发达）。布设网线的工程师对老周说，要不我们早上8点来布线吧。老周想了想说，你11点来吧。从老周新泽西的家到世贸中心开车加捷运要一个多小时，早上8点到也实在是太早了。而办公室秘书小王的男友最近正好远道从香港来看她。平日，王秘书和世贸中心大多数的律师楼的秘书们一样，早上9点30分上班。让她8点那么早到办公室老周也是于心不忍。

9月11日的早晨就是这样地平常。前一个晚上，我大概11点20分离开办公室，搭捷运辗转很久才回家。第二天一早，我因为要去哥大赶10点开始的课，我8点多进了捷运新港站的站台，想搭乘前往世贸中心的车。此时，站台的广播响了起来：“There is no path train to the World Trade Center.  Please take the train to the 33rd Street to transfer.”（“开往世贸中心的捷运车停开。请坐前往33街的车换乘。”）

住在纽约，地铁改道、停开是家常便饭。晚上读书回来，两班地铁之间的间隔经常在10分钟到20分钟。到了晚上10点40以后，从世贸中心直达新港的捷运就停开，所以需要先坐到离新港不远的霍伯肯（Hoboken），然后在那里换乘转至新港，当中等待时间就很长。但早上要关闭捷运到世贸中心的线并不常见。我就问四周的乘客什么原因。“啊，他们说世贸中心着火了。”

“着火了？”我开始不禁想起昨晚在办公室加班时，我抽烟了。是不是我昨晚太累了，没有把烟蒂掐灭？天呐，如果真是这样…。我一边拼命想打消这个念头，一边还想着早上要赶去世贸中心上班的同事是否安全。那时的捷运或纽约地铁里不会有手机信号，所以一车人在地下都是懵懵懂懂，不知路面上发生了什么事。

从33街捷运的终点站出来，已经9点了。我没有直接换地铁，而是到了地面用手机打电话给老周。电话接通了。老周告诉我，一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我们的秘书还好没有上班，老周让她先回去了。我们新加入的杜江律师还在他自己的中城办公室上班。他们都平安。我心里长长地舒了口气。

一架飞机撞到世贸中心当然是一个新闻，但也不是一个特大新闻。世贸中心以前就被一个笨拙的小型飞机撞过，我心想这次只是又是一个类似事故。我实在不理解，天下怎么会有那么多粗心的飞行员。带着这个想法，我继续钻入地下，坐1/9号线换乘2/3号快线，然后换回1/9线前往西116街，去赶我10点钟的课。

等我紧赶慢赶到了座落在阿姆斯特丹大街和西116街教会处的哥大法学院一楼的教室里时，可以容纳150名学生的教室里空却无一人。我心头一惊--是否我错过了一节课？我是否搞错了日子？在纽约学习的日子，我常常疲于奔命，有时推着孩子的儿童车走在大街上都怕自己睡着，因此记错课完全有可能。这时，正好有一个同学走进教室，我就问，

“他们都去了哪里？”

“在法学院的餐厅吧，大家都在那里看电视。你知道，世贸中心着火了。”

“我知道。”

我不知道。

当我赶到二楼的餐厅，首先抓住我的是所有人脸上静默的表情，几个女生和教授眼里明显挂着泪水。顺着他们的目光看去，电视屏幕上有两柱浓烟，那是曾经的世贸中心。两次袭击，一次8：46，一次9：03。君合在世贸中心的纽约办公室、老周夫妇多年的耕耘的象征、包括我在这栋楼里明亮得几乎耀眼的日子（和我心爱的海尔冰箱），就在我在地下通勤的几十分钟里，灰飞烟灭。

之后那天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们的手机不久就没有信号，和大家失去联系。幸好学校的电邮还畅通，通过电邮我和在纽约大学上课的太太联系上了。傍晚的时候，我们两个分别坐了不同的摆渡船回到了新泽西的家中，和分别了一天的女儿团聚，感觉却已恍如隔世。君合北京总部的巩叔第一时间给我发了电邮；家人和许许多多年未见的朋友不知给我门打了多少电话却不能打通。君合总部几个小时后就发布消息，告诉关心君合的朋友们，君合纽约的同事一切平安。

第二天傍晚，在哈得逊河的岸边，新港的老老少少都拿起了蜡烛来到哈德逊河边，默默看着对岸依然熊熊的浓烟，纪念那些不知名的亡魂。我们的大女儿三岁刚刚多一点，也和我们在一起拿起蜡烛。后来她告诉我们，这是她童年最早的记忆。她要见证的世界，和我见证的世界将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