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准了，好像是这样的……

出 路

2002年春夏之交，我在君合实习了两个月左右。那是我最后一次实习。大学生毕业要求实习。三年级时候，我也曾请同学帮忙介绍，在一个挺大的国企实习过一段，在实习表上盖个章，算是交差了。实习的内容就是坐着公司司机开的黑色大轿车，去外经贸部取文件、取书，偶尔看个合同，中午找个舒服的地方小睡，或者看别人陪领导下围棋。每个周五他们都会告诉我，小史，下午“三讲”，没你事你回去吧。

进入大学最后一年，对找工作一事我还是提不起兴致。这可能源于某种抗拒心理。病根是这么种下的：上大学不久，一起抽烟的团委辅导员跟我说，你毕业之后想干嘛，我说，知不道啊，他说，就三条路，研究生，出国，找工作，你想想吧。丰富的人生、多彩的未来，就被他这三条路引向了干瘪和无聊。就像今天说剩女的三种出路——孤寡、拉拉、出家一样，抽象得让人绝望，具体得让人胆寒。从此，我便拒绝考虑毕业之后想干嘛这类问题，以免影响身体健康。大学几年，我一直把这三条路理论当成一次抽烟时的扯淡，它将随着零点八中南海的二手烟飘散在蓝旗营、六道口或更远的远方；后来我发现更扯淡的是，他竟然说对了。

大四的时候，我在学校里呆的时间多起来，因为我知道神仙日子就要到头了。自然醒后买二两包子，去图书馆看杂志翻闲书，午饭后午睡，睡醒了踢球，洗完澡吃饭，打牌到熄灯，胡侃着就又睡着了，似乎天天如此。三条路中，保研当然没我事，考研我更没心情。不能总是闲着，于是我跟室友一起报了个新东方，以学托福的名义听夹洋屁的单口相声。我知道，不管这三条路里哪一条收了我，我都会非常怀念这大四的日子。

初 识

如果我还像大二大三那样，没事就回家，我就不会跟君合发生关系，所以说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一天上午我被室友吵醒，看他们穿戴整齐就问他们干嘛去，答曰有几个律所在模拟法庭面试学生，跟我说一块去吧。正好我也忘了为什么事准备过简历，就顺手抽了几张，洗把脸去了模拟法庭。

来了四五家律所，其中有君合。君合的桌子后面坐着俩人，一位是我高中和大学的师兄，他那时已在君合工作，我们俩是高中时跟韩国人搞联欢认识的，他唱京戏我给报的幕；另一位美丽动人的女士，当时不认识，后来人家告诉我那是曹主任。我把简历递给曹主任，她问我，你怎么以前没申请过实习呢？你同学某某、某某某，都在君合实习完啦！我结巴了，我也不能说他们是考研那拨的，早实习完早复习，我是踢球打牌那拨的，不着急。我虽然没有回答上曹主任的问题，她还是亲切地接下了我的简历。

之前我知道君合，是因为听过一次肖微律师在北大的讲座。和别的律师讲座不一样，他没有说职业理想、人生规划、世界大势，而是一边在黑板上画图一边讲了一个案例，公司名字都被他替代成大胖子、小胖子，事情就是大胖子要吞并小胖子之类的。他讲这个事，是为了让学生了解君合律师的日常工作到底是什么。我当然没有听懂大胖子和小胖子之间的商业和法律问题，但是我对肖律师的独特记忆犹深。在他讲座时有人跟我说，肖微在北大上学时候是摄影协会主席；而我们那时候的摄影协会主席叫董潇。

简历递完，有两家律所回了我，包括君合。也许是申请君合的人多，我先去了另外一家律所，当时在复兴门。实习了一个月还是两个月，每天在鲍家街43号中央音乐学院食堂吃饭。那时候北京不怎么雾霾，但是有很黄很黄的沙尘暴，好像老天爷上了火的尿。我便常在这黄尿中骑车去实习。实习结束，应该有一千块实习费，还左不给右不给，然后扣这扣那给了九百块钱。这件事让我觉得不爽，虽然那时候我还挺有钱，出去走穴给打印机公司主持个产品发布会就能拿一千块。临走时候，一位对我很好的律师问我想不想留下工作，我说我还要到君合实习看看。他说，君合都是留学回来的，可能不适合你，去看看吧。

百花开放的春天里，我来到了华润大厦。第一次来还要集体面试一把。面试的人是刘歌，实习生坐满一个会议室。每人先自我介绍，然后刘歌问问题。一个女生说，她在研究生几年里发了两篇核心，刘歌浑厚而缓慢地问，什么是核心啊，女生说，就是法学核心期刊，我当时心下大惊，我以为核心是江 书记，幸亏没有抢答。到我介绍完，刘歌只问了我一个问题，别人简历都有照片，你简历怎么没照片啊？我又结巴了。

实 习

那时候君合只有20层一层，其样貌与今日无异。我坐在进后门往右走的开放区，差不多就是今天林海宁门口那片。我们一起实习的有四个人，三个后来都来君合正式工作过，杨帆、韩红云和我。曾在君合实习的同学警告我，上厕所一定带门卡，否则出去容易，回来就要从正门麻烦前台开门，再绕一大圈才能回座位。（我后来被关厕所的经历告诉人们，上厕所更要带手机）。一人一个电脑，台式的，看着挺破，不能上QQ，长时间不用就会跳出一行宋体中文屏保：“向石铁军同志学习！”很荣幸，不久我就结识了石铁军同志本人，并一直向他学习至今。一人一部座机，是连着的，只有一个号码，必须一个人一个人地用，所以经常会抄起电话听到别人正在线上说话。吃午饭是要去前台领票的，其他的如打热水、稻香村、川办、老院子，也基本如今日，只是金宝街在地球上还不存在。

第一个活儿是李清给的。他过来说，你是实习的？你研究一下这个，于是布置给我一个医疗纠纷的事，当事一方是友谊医院，巧了，那正是本人出生的地方。因为刚来活不多，实习的大部分时间是无聊的。每天到下午四点多就忍不住老看表，觉得时间过得慢啊，怎么还不到下班的时候。新东方的托福班说，只要在题里听到看表，在选项里找上课很无聊就对了；果然如此。

有一天熬到下班，骑车回家，到天安门赶上降旗，就把车一歪，一只脚踩在护栏上等着，这会儿手机响了。电话那头说，我是礼帽厂的秘书张萌。我问了两遍，礼帽厂？她说是，礼帽厂。我一时恍惚，难道我申请过礼帽厂的实习或者工作，所以厂子的秘书给我打电话？我每天骑车路过金鱼池的那是“北京鞋帽厂”啊，不是礼帽厂。我真不知如何回答，于是结巴起来。她接着说，李律师问你能不能出差？李律师！喔，对了，办公室另外一边的走道上有个门牌写着“李茂昶”，噢对，那字念“厂”！不是礼帽厂，是君合的李茂昶！我赶紧说，能能能。张萌说，准备一下，去湖北十堰。五星红旗在广场的余辉中缓缓降落，我即将奔赴祖国的大三线，一个叫东风的地方。

我和张萌一起前往十堰，绿皮火车，卧铺。张萌说李律师等了几天，有了下铺票才走的，我想也是，让君合的大腕律师脱了鞋往上铺爬，的确很不像话。火车临开，张萌的妈妈给她打电话，还嘱咐了我几句，说张萌第一次出差，多多照顾：当然我十分乐意多多照顾，只是张萌还没来得及跟她母亲说，我是刚来几天的实习生，也是第一次出差。火车开得慢，在餐车吃了好几顿武昌鱼才到了十堰。来接站的是龚睿，也是我中学和大学的学长，带我们住进了车城宾馆，并告知了一个好消息，明天去武当山旅游。

运气就是好。在我之前到达的同志们，已经奋战了小一个月，所以需要休息一天；而我，一个小实习生，到这第二天就被拉去武当山接风。翌日早早地坐车进山，一路盘桓，处处可见山民所居之处悬挂着“宝剑批发”的招牌。到了金顶，求签的求签，烧香的烧香。一老道正在偏殿算卦，墙上挂着他与亲王贵胄的合影。卦资颇高，按分钟记，一分钟就好几百，当时就气煞了君合众律师，因为折算成小时，比君合的费率高多了。

下山路上午餐。点了些山中之物，点的马虎也没怎么看菜单。结账时众人大惊，遂与店家辩论。我队主力有何芳等高手，店家当然占不得上风，故而赌气说，不愿给钱你们走吧。于是王慧敏带着大家就往外走，上了车，叫司机开车，张涛连忙拦着，别走，别走，走得了吗，你没看见这满山都写着宝剑批发吗？！

到十堰的第三日，正式开始我的工作——复印。工作地点是离住处不远的二层小楼，一排长桌子，桌子两边坐着人，多的时候有二十人，少也有十几个。每天八点多开始，一直要干到晚上十二点，都是大家一起来一起回。带队的领导有李茂昶、王志雄、陈洁。我是不能上桌的，我坐在复印机边上。看文件的律师们发现有需要复印的，就交给我。我没开过复印机，经高人指点，慢慢学会了单面印、双面印、扩印、缩印等各种技术。新鲜了两天，又变得无聊起来。我偶尔翻翻文件，都是些土地证和合同，问问人家在看什么，人家忙也说不了太细，其实说细了我也不懂。

我带着一个随身听，但磁带只有一盘。找到了十堰广播，可是复印机只要一工作，广播就被干扰成了无法忍受的噪音。百无聊赖，我开始复印报纸。那会儿爱看足球报，我在十堰好不容易买到了上个礼拜的足球报，看完了废物利用，把彩色图片印成黑白的，看看红绿蓝是怎么变成各种灰度的。报纸也印无聊了，我开始印我的手，把自己的掌纹印在废纸背面，给自己看手相。手相清晰可辨，解之以四个字：厄于襄樊。

自思此乃武侯隆中高卧之地，诸葛孔明在正式工作之前，自己也就是种种地、唱唱梁甫吟的卡拉OK，比我更无聊吧。后来看某电影情节，有人脱了裤子坐复印机上印屁股，我十分理解其表达的心情，但当时条件并不允许我也这么做。一日程鹏走过来特意跟我说，复印时候别老盯着机器看，那绿光毁眼睛。可不是，我每天半夜躺床上一闭眼，就是一道道碧血剑竖直着从眼前扫过。程鹏同志这句关怀，成为无聊的黑白复印世界中的彩色，让人难忘。

偶尔也有娱乐。一天收工较早，李茂昶邀请大家去他房间听交响乐，虽有人面露难色，毕竟长时间工作后想休息，但还是去了。第二天吃饭，李律师问，昨天哪个曲子印象比较深呐？人人哂笑，低头不语。李律师开始点名，何芳你说呢？何芳说，印象比较深的是，嘿嘿嘿，悲怆。

李律师爱给大家讲故事，北大的，哈佛的，各种人物和往事，听之神往。一次说起踢球，他说，我们在北大时候，骑自行车多少个小时到密云，跟密云公安局踢一场比赛，然后当天再骑车回北大，你们说那是什么身体！张涛在一旁点评说，那是朝鲜人过年——要了狗命了。

快到五一，学校有事情，我就跟王志雄告假回了北京。两年后我回君合上班，听夏儒海老兄说，在我走后，王律师讲，让人家实习的在这里复印真是不好意思，学生是来实习学法律的。我听了很是感动。

回京后，李茂昶还专门召集所有的实习生，问问工作情况和大家的反馈。有同学嫌工作过于琐碎，李律师讲，要做一点事有一点进步，不能贪大。还讲了什么叫professional，什么叫举一隅能以三隅反等等，这对我们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收获。

实习快结束了，整理出一些加班的发票，是赵老师的一个案子。因为报销要签字，我找了几次赵老师的秘书王燕妮都不在，说是跟赵老师的项目出差了。我心理盘算，如果实习结束时报不了，以后还得再回来麻烦，于是有事没事我就往那边溜达一圈，看看这个王燕妮到底回来没有。每次路过都看见一个空空座位挂着名牌“王燕妮”，名字很熟了，长啥样一直不知道。后来问边上一位秘书，人家说，她快回来了，你放她桌上吧。某天我正在低头干活，忽然觉得一阵春风摆柳，抬头一看一摩登大美女，香云阵阵，笑意盈盈，跟我说，我是妮子，这是你的报销，放下条子，又驾着一阵春风妩媚地走了。我在座位上傻了半天。

实习中，我收到了伦敦经济学院的录取信。我跟同宿舍的人一起考了托福，打赌说考不到610分就重考，结果真没上，就又考了一次，得分还不错。正好高中同学陈辰在该校读哲学本科，大力建议我去。为了不浪费一个高分，我就申请了，结果还真成了。实习结束时曹主任说可以留下工作，我非常不好意思地说，我这还一个留学机会。曹主任说没问题，反正你们早晚也得去，去了欢迎再回来，你要是呆几年再去，所里还给你贷款呢。

夏天来到的时候，我离开了君合实习的岗位，投入了下一件事，去韩国看世界杯。因为我是自己在国际足联网站申请的票，又是第一个拿着票去韩国使馆签证的个人旅游者，媒体有些报道，君合的朋友们也看到了。在我离开之后，接到了一些君合的电话，除了要我补工作记录的，就是问球票怎么申请的。

入 职

我在英国呆了一年多，也没有找过工作。2004年的一月份，回到北京过完年，给曹主任打个电话，说曹主任，我回来了，能来君合上班吗？曹主任说能是能，只是没有座位，你先玩吧，有地儿了我通知你。于是我就去学开车了，还没学完，曹主任来电，说你来上班吧。我问，有地儿了？曹主任说，没地儿，你的活儿是出差，不用座位。于是我启程前往了锦州、兴城、盘锦、葫芦岛等地，考察了一通各地烂尾楼和袁崇焕的抗清形势，回来之后又派到中国银行去看文件（这回是看文件，不是复印哦）。待我踏实地坐进君合的办公室，已经是六月份了。我的第一个正式座位是君合在华润大厦21层新添的一个角落，跟王英东、孙小佳一屋，陈子若隔壁。

坐进办公室不久的一天午饭后，我和王英东在楼下散步，遇到刘歌，他看我和王一起，就问，你是君合的？我说是。他说，我管招人，我怎么没见过你呀？我说我2002年实习的，您面试过。他说，我怎么不记得啊？我说，大概是因为我的简历没照片吧。

这一番话之后，我心里感觉算正式入职了。

事到如今，我也理解了辅导员的三条路之说，那是老师对千万学生去向的概括，是统计结论，而不是人生本身。对一个人来说，怎么走还不都是一条路。且行且记且珍惜吧。

本文首登载于君合人文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