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听起来浪漫，但如果有人真的大晚上去捡早晨落地的花瓣，不免让人觉得矫情兮兮的。尽管如此，听到妮子征稿，还是忍不住手痒，聊以此文，慰记昨天。

第一张支票

君合收到的第一张法律服务费支票来自新万寿宾馆。这张支票背后的故事涉及到很多今天的君合人。

新万寿宾馆是原来我在中国法律事务中心的客户（中国银行）的对家，和新万寿的第一次见面是我和王小军一起去的。后来，由于商议办君合，正好遇到一个谈判机会，我必须代表中国银行，于是，请了当时尚在长城所的武晓骥代表新万寿，为向君合转移这家客户铺路。因为我需要处理许多涉及新万寿的日常事务，整天往那边跑。高小津、武坚当时都在那里，和她们混得很熟。而介绍我认识这家公司的人，是刘剑青大姐（沈江她妈）和张维平大姐（高小津她姐）。

君合终于、总算、到了成立了，新万寿宾馆成为君合的第一家签约常年法律顾问客户。我去了当时还位于国务院二招的新万寿宾馆筹备处，从高小津手里接到了那张支票，2400元，便匆匆回了友谊宾馆。在院子里碰到武晓骥和段海海，见到海海，我一句话撂过去：“赶快去银行兑了。”晓骥一把拦过：“先回所里。”

回到办公室，晓骥把支票放在会议桌上，啥也不说了。海海在一旁也不知忙些什么。我便一直催着海海，晓骥就一直坐在桌边说别急，海海也一直找出各种理由不去，总之，一句话：“等明天”。说着说着，三个人就开始一起比起了嗓门。这时，肖微进来了：“干什么？干什么？不工作，吵什么？”

事情的经过被复述了一遍，肖微问我：“你急什么？”，答：“早兑一天，不是多点利息吗？”肖微说：“2400，早一天，利息才几分钱。为这点事儿，你们花这么长时间？”肖微转过脸去，问晓骥：“那你又为什么不让去呢？”晓骥沉默良久，盯着肖微说：“你就不能让我再看看这张支票？”海海又拿起了支票端详起来。此时，王先生来了，听了这事儿，呆了会儿，说：“干脆，这支票别兑了，留着。等过了几十年，肯定有用。”

最后，那张支票还是兑了。现在想起来，可惜呀，听了王先生的，到现在，那张支票恐怕不止值2400元吧。

王家菜

王先生家的饭菜好吃，大家都知道，不算新闻，也不算爆料。但是，在早年的君合，王家菜可以说是君合的一部分，这一点未必大家都知道。当时人少，动辄就可以找个理由，全所去王宅会餐。现在，君合人多了，全都去显然不现实，但是，回忆起早年君合，王家菜却是省略不得的。

王老师是老北京，欧姨是老广，王家菜的特点是南北兼容、家常可口、收放自如、随遇而安。事实上，要写明王家菜，光提王老师和欧姨是不够的，必须说到王先生的母亲。据我所知，王奶奶一辈子没做过官，但是，王奶奶对于吃和住的品位是把握得很严的。比如全聚德的鸭子，没有多少人可以对其缺点提出专业水准的批评，但是，王奶奶可以一语中的。还有一次，王奶奶去加州洛杉矶看孙女，行程3个月，只带了一个箱子。箱子里装得是什么？王先生悬赏让我们几个人猜，竟无人中奖，原来，箱子里装得是一个枕头。

有如此的舵手领航，加上王家上下老小都堪称烹饪发烧友，王家菜的味道就可想而知了。1989年在君合批文下来的2个月以前，大家在王先生家给我办27岁生日会。我不知为了什么，到了王先生家，没等开饭，就觉得很饿，于是拿了两个凉馒头，找来一碗咸菜，就开吃了。等到开饭，什么都吃不下了，只能用英语跟大家聊天。扃是扃了点儿，但是，咸菜和凉馒头都可以如此吸引人，足以相像正餐的魅力。

现在，每每走在胡同里，到了饭点儿，虽然看不见炊烟升起，但我总可以闻到王家菜的味道。

坐专机办案

君合刚刚成立的时候，从南方回来的君合朋友说，那边盛传北京有个叫君合的民办律所，律师出去办案，坐专机。这当然是民间演绎，但也不是空穴来风，我想大概指的是安太堡煤矿。

安太堡煤矿当时是中国一标志性吸引外资项目，是邓小平和哈默博士联手催生出来的。安太堡位于晋西北的朔州市（当时叫朔县），如果使用传统交通工具，从北京出发得走一天。哈默博士当然雇不到那么吃苦耐劳的员工，于是，在合资谈判期间，双方就同意在朔州建立简易机场，从朔州到北京飞定期航班。一天两个往返，这边降落的是首都机场，注意哦，这可是纳入民航总局序列的正规航班。飞机是加拿大生产的双水獭飞机，总共只有4个头等舱沙发和6、7个普通舱板凳。飞机飞不了太高，每次航程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地面上的运煤车队在缓缓蠕动。

我最初接触安太堡也是在中国法律事务中心，把我引进门的是当时在中煤公司，后来成为GE中国公司首席法律顾问的李静仁大姐。办君合的时候，就处心积虑地准备把它带到君合。第一次代表君合去安太堡煤矿是我和王先生一起去的。上了飞机，王先生就坦然地坐在最好的一个位置上，我顺势坐在他对面。我听到后面的乘客在悄悄议论：“这俩人是煤炭部的首长和秘书。”

矿上领导一听要转君合，就皱了眉头，好好地在大学教着书、在司法部的律所干着，怎么去了个民办所。在当时，晋西北一带，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吃国家饭的，一种就是无依无靠的农民和个体商贩。在领导眼里，眼前这两人，分明是抱着城市户口，拼命要往山沟里挤。在当时，这太不可思议了，一个大型煤矿放弃官办所，转用个体律师，搞不好，要担政治责任的。结果，安太堡婉拒了君合。

回到北京，我和肖微又去找李大姐泡蘑菇，李大姐侠肝义胆、助人为乐，想了个辄，就是竞聘。竞聘会开始了，竞争对手不是外人，就是现在君合的郑淑君老师，当时在中信所。经过和郑老师一番斗志斗勇的捉迷藏，君合拿到了现场业务，中信拿到了中方股东的业务，算是皆大欢喜。于是，我和肖微又登上了飞往晋西北的“专机”，同行的有商务部（当时叫外经贸部）的两位官员——尹铁瓯、赵卉。

逝去的名词

狗大吃、卡巴迪、君合朋友……这些词儿今天都听不到了，但是在早年的君合，它们曾有很高的使用频率。早期君合的人，除了王先生和欧姨，基本上都是1960年前后出生的，在童年和青春期接受过系统、严格的共产主义理想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统教育。虽然改革开放之后，西风渐劲，办君合也是走的西化的路子，但是，中国式的思维和理念在这些人心中根深蒂固，融在血液中。

狗大吃听起来不雅，但却是百分百的舶来品，是英文goDutch的音译，也就是分账。狗大吃实际上就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理想和西方习惯的结合，体现平等和公平。大家分账，谁也不吃亏，聚会可以维持得久远。现如今，谁也没有精力为了一、二十块钱的事儿，在七八个人之间划分帐目，但是，在当时大家还真的乐此不疲。

卡巴迪是当时北京亚运会的一个项目，其实和老鹰捉小鸡很像，用来比喻只管开头不管结尾的不负责任态度。谁干了这种事儿，就会被大家议论为在玩卡巴迪。这样说主要是要大家有始有终，别半途而废。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员就最讲认真。”

君合朋友这一概念的产生，来源于当时人少，干什么都是大家一起来，彼此认识的人都差不多，因此，大家都认识的但不是君合的人，通称君合朋友，又戏称“不分红的合伙人”。他们的身上实际上是有雷锋精神和以厂为家的影子。王元每次为应付这帮不速食客狂掂炒勺，苏平每天打扫办公室、为筹备周年庆典四处采买价廉物美的奖品，高艳为了君合能晚点交房租糊弄她爸，朱海峰整个就是一不挑活的杂役，白义白给了一辆车，闽国宝送了一台传真机，郭晓良不论对错主意一大堆…君合的凝聚力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君合的凝聚力，只能从一点一滴的实践来，只能从团结、公平、认真和踏实的态度中来。

嗟夫，二十年过得真快，白驹过隙，如歌如逝，往事之烟、往事之尘尚还未及散去。

宜兴紫

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三日记于海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