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搬到加州是对我们全家的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困难的决定。对于我来讲，搬去加州意味着收入骤然降低、税赋和生活成本却要增加很多；对我太太而言，这将是她第三次为了家庭放弃事业，并且放弃的是任何一个MBA毕业生都梦寐以求的全球大公司的首席财务长官（CFO）的职位。由于我们之前在美国东岸生活过七年，我们知道我们要面临的挑战。在那里，将没有亲如一家的保姆、随叫随到的司机、四代同堂的大家庭、共事几十年的同事和朋友。我们将要离开一个熟悉、舒适和富足的世界，我们在第二次创业中为之付出过血泪的世界。

而这一切的起因，是因为在搬去加州前的两年，我每天清晨常常有隐约的不安。这种不安非常隐秘，在喧嚣的世界里，常常听不到这悄悄的耳语。但若你是听见，你就会慢慢寻到这其中的根源，仿佛在中学时期末考试前三天，你突然就全身亢奋，再也不在课堂里瞌睡，记忆超常，最后超水平发挥。而这次不安的结果，导致的就是我在北加的旅行。当我们做出搬来湾区这个决定时，这种不安就立刻烟消云散了。

2013年感恩节刚过后的第一个周四，也就是我们搬入新居后的三个多月的一个晚上，我们全家正围在一起吃晚饭。电话铃响起，太太接到了来自学校的电话，大女儿刚刚从一匹烈马上被甩了下来。女儿的骑术一直非常不错，人又镇定，因此学校总给她难以驯服的马。女儿平时非常听话，即使她不喜欢戴头盔，即使其他所有同学骑马都不戴头盔，她总还是按照她妈妈非常强烈的要求，戴着那顶有点与众不同、又不方便的英式头盔，除了那天。但恰恰是那天她没戴头盔的时候，她的马突然受惊，闪电般跳到路的一旁。女儿的头部重重地着地，当场晕厥。学校当即把她送去当地的诊所。诊断的结构是，她脑震荡、头骨有裂缝、手掌骨折。诊所决定把孩子送到离学校30英里外的儿童医院的重症病房。

就在学校和妈妈通电话时，我已经开始默默收拾行李了。我只带了两天的换洗衣服，出奇地平静。

在太太祷告的陪伴下，我驾夜车5个小时，清晨两点到了孩子的病房。推进ICU病房，映入眼帘的是孩子酣睡的样子。护士柔声唤醒了她，女儿叫了我一声“爸爸”，旋即又沉沉睡去，我的平安却立即就有了确据。就在几个小时前，我本可能瞬间就失去这个孩子，可现在，她只是疲倦地睡在病床上，旁边滴滴答答的呼吸和心跳监控仪器都向我庆祝她顽强而毫不费力的生命气息。我的心里没有忧伤、只有平安和欢喜。我仿佛重新又有了一个孩子。

两天以后，我驾车去学校取来她的行李，然后再开车从南加州送她回到我们北加州的家。就在我们搬来加州不到四个月、刚刚有一个可以称得上家的地方的时候，伤病中的孩子和我们一起平安度过。此时，房间已经打扫好、并且装点了圣诞树和彩灯、音响里放着Jesse Norman的圣诞歌曲。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可以容纳300多人一起吃火锅的教会的一员，有了一群为了孩子的平安祷告的朋友。孩子的姥姥恰巧那时来看我们，就为女儿做了她最爱吃的饺子。妹妹因为能够每天看到姐姐而欢喜不已。我们全家一起去看芭蕾舞剧《胡桃夹子》，一起背《扁鹊见蔡桓公》。我们一家仿佛是失而复得。

就我们就这样度过了2013年的圣诞节。一个月以后，大女儿要回学校了。自青春期开始，她第一次开口说她真有些舍不得离开家了。就这句话，让她的妈妈热泪盈眶。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