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学校最初的几个星期的她现在回忆起来是新奇、兴奋和陌生。无论是学校本身还是学校所在的小镇——这个称为洛杉矶的后花园的地方——与我的想象都非常不同。小镇上所有的人看起来都慢条斯理。这里有传教士时代白色的西班牙建筑、也有现代奢侈的高尔夫度假村。这里有加州、甚至全美最难录取的高中，也有每年只要付几百美金的学费就可以毕业的口碑极好的社区大学。

C学校在山上。新生的欢迎宴会像上海波特曼酒店举行的慈善晚会。学校的拍卖晚会上家长们的慷慨解囊更让我们印象深刻。不少家长愿意赞助一个、甚至两个学生一年的学费。家长中有耳熟能详的电影明星、有某州的州长、有连锁店的业主、有拉美的财主、有在中东生活多年的石油公司高管、还有硅谷著名的私募基金的合伙人，更不用提来自中国的著名新贵。与此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来自普通家庭。他们的家长是来自墨西哥的移民科学家、中产阶级和一定要孩子上藤校的单亲妈妈。

C学校的校长曾是某个总统的助理，讲话栩栩如生。一个60岁的老头，记忆过人，精力旺盛。他能在一周之内能够记住所有新生的名字，不然他会请那个他忘记名字的同学吃冰激凌。他每年一开学和同学一起露营、骑马，在野外生活一个星期。和所有老师一样，他的家就在学校里，每周都有聚会，聚会时他还和大家唱那些好听的民谣。学校的老师一个个看起来都像天使—哈佛毕业、在安多佛（Philips Andover）或其他什么类似的学校教过书、会骑马、是优秀的数学老师、也是绝棒的网球教练、你还可以随时到他们家中作客，他们会解答你上课没有搞懂的问题。

当然，还有马队。学校有几十匹马，足够让60多个新生一人一匹。马队的领导们个个长得都像西部片里的大侠，草帽、马靴、络腮胡子，让你不容质疑这个学校西部牛仔风格的权威性。学校还请了校外的马术教练，学校给了他一个好听的头衔—驻校艺术家。这个艺术家几乎是个马语者，知道马的心思。如果他叫马后退，马就会后退；他要马跪下，马就会跪下。要知道，马是一种天生非常胆小、敏感的动物。和狗不一样，马不会主动接近你。马的反应作为人不会自然而然地猜想到。因此，和马的沟通需要耐心和训练。这就是为什么养马会改变人的性情，能够学会从对方的角度着想的原因，因为如果你不从马的角度考虑，你和马就做不了朋友。

这一切对看起来是多么地理想和完美。直到我一个月后再去看孩子的时候，我才开始面对孩子已经离开我们独立生活这样一个现实。

在我去美国之前，我们两个对带孩子都只是存在概念之中。我们忙于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甚至出去社交不得不带着孩子的时候还必须带着保姆。直到我们移居美国，因为签证问题孩子不得不与我们分开将近一年的时候，我们两个才意识到，我们如果自己不照顾孩子将会失去什么。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开始了真正的父母生活。

孩子从小过敏，既不能喝牛奶，不能喝豆奶，但还必须喝奶。所以我们必须为她买一种非常昂贵的替代奶制品的儿童饮料。我们当时是两个穷学生，每次到超市只是买最便宜的菜，但还是必须给她买黄金般珍贵的饮料，每周要买两次。孩子也非常乖巧，感受到父母在一个新的环境里的窘迫和不安定。在没有人看护的时候，才两三岁的孩子和我们一起去上学，在课堂背后画画，一堂课下来四五十分钟，从不哭闹，见到她的教授和同学都啧啧称奇。美国东部的纬度相当于中国的东三省，冬天寒风刺骨，整个人都会被风吹走，有时我们行走在半路中都必须到周围的酒店或公寓里暂避。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也从未听到孩子叫冷。我们当时没有汽车，总是推着儿童手推车送孩子去上学。我常常疲劳之极、甚至走在马路的中间都会闭上眼睛，几乎睡着。

在东部的前几年，因为要补贴家用，我们和一个学生合住公寓，直到有一天我们有足够的钱。那天，我们告诉女儿房客Jane阿姨不再和我们一起住的消息，女儿几乎是欢呼雀跃来庆祝我们重获家庭的独立和自由。当着Jane的面，她大叫道，“Hooray!”，叫我们好不尴尬。

之后的日子，当她妈妈的工资刚够买一辆新车，而我们去提车的时候，全家最高兴的就是我们的孩子。当我们骑自行车再也不是为了通勤，而是为了享受纽约的夏天，我们两个常常在自行车上一前一后，放声歌唱“All things bright and beautiful（万物明亮又美丽）”。路上的司机们往往不由得打开车窗，微笑着向我们点头、一同享受这沁入心脾的幸福。

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甜美的时光。

她入学C学校的第二个月，我们全家国庆节从上海去南加州看她。下午在酒店里，看着她再次在我旁边的床上酣睡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她小时候在手推车上、在地铁里睡着的模样。我们好不容易团聚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现在她却要和我们再次分开，最多也只有每个月和她见面一次。她才十四岁。我开始真心怀疑送她来上寄宿学校我是否犯下的一个大大的错误。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放声大哭。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