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的北京，雾霾阴郁，郊外清寂，我终于能写点一直想写的东西，以纪念两年前逝去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首席法官鲁克恩法官（JUDGE PAUL LUCKERN）。

认识鲁克恩法官在十年前，当时是邀请他到北京作美国337调查的讲演并主持模拟法庭。那时的我刚刚懵懵懂懂闯入美国337调查领域不久。从2003年始中国企业已经开始遭遇美国337调查（之前仅极个别案件如皮毛大衣案），但发案量尚不高，国人对于美国337调查几乎毫无所闻。看到337调查历史上被诉重点从欧洲企业转移到日韩再到中国台湾的演变，我意识到，随着我国对美出口产品的升级换代，大陆企业成为337调查的重灾区应该是大概率事件。中国企业理应早日准备。我的想法则是要听就要听最权威的声音。美国337调查的主管机构就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行政法官负责美国337调查的初裁。鲁克恩法官是当时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6位行政法官中最资深的一位。 

2004年6月，当时的北京天空湛蓝，鲁克恩法官一行应邀来到北京，我是中方邀请人，负责鲁克恩法官一行在华的安排。初见鲁克恩法官，身材高大的老人，慈眉善目，精神矍铄，一脸暖暖的笑意，看起来很好打交道，这让我如释重负。因为研讨会所用的鲁克恩法官简历是我翻译的，这可是个大人物。鲁克恩法官经历丰富，干过技术工作，做过律所合伙人，当过法官，什么人都见过，更重要的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这些年成为与美国法院并驾齐驱的知识产权争议解决的重要机构，他居功甚伟。这么重量级的人物，我这做东的工作做不好就麻烦大大地有。他的讲演，这么些年了，具体内容倒不太清楚了，留在印象中的是他对于自己工作的投入以及对于专业的热情。在模拟法庭上，我才发现这么和蔼可亲的老头在庭审的时候却是个“国王”，非常强势，问到关键点时狂拍桌子，嘭嘭作响之声犹在耳边。

当年的初冬，应该是11月份，华盛顿已有寒意，我去华盛顿参加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出庭律师协会的年会。这个337调查业务小圈子的盛会上，大腕云集，当然，我又见到了鲁克恩法官。这次年会后我去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专门拜访了他。他的办公室比较乱，属于只有他自己才能找到材料的那种风格。鲁克恩法官为人实在，他主动带我到他认为合适的部门都转了一圈，给我介绍了了不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还送了我一堆书。看到当年跟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各部门的合影，我感慨万千。无论中国美国，人情世故说到底实质都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愈发感谢这位老法官的厚道。

2006年，鲁克恩法官又到中国，这次是我们同行一知名大所邀请的。让我想不到的是，鲁克恩法官特地给我电话，告诉我他在北京。于是我和一美国所律师在东直门附近一饭店约了跟他一起吃中饭。闲聊中，鲁克恩法官谈到我编的一份小小的电子杂志，《知识产权观察》，法官拿出一份打印的材料给我，我一看，这不是自己编的电子小刊《知识产权观察》吗？这份期刊到现在我做了七八年了，每两周一期，中英双语，跟踪美国337调查案件的最新信息，同时收录了全球知识产权法的部分信息和案例。鲁克恩法官跟我探讨了《知识产权观察》上刊载的一专利案件，他问及中国专利侵权案件的审理，赔偿金额的上限，中国专利无效的程序等等。有些问题很细，例如中国专利无效程序的启动是否必须证明损害的存在。这些可不是闲聊的东西，看来我的中饭要受冷落了。听完法官的问题，我根据自己对于中美专利法的理解，做了比较讲给他听。看到法官同样冷落了午饭，认真听我讲解，崇敬之情油然而生。鉴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成为美国337调查的被诉企业，这种泰斗级的行政法官仍然保持了法律人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愿意了解中国知识产权制度以及中国企业的状况，实在令人钦佩。

2007年9月份，我为承办的大成生化美国337调查案去华盛顿调取证人证言（Deposition）。那次我在华盛顿的十来天时间里，每天都跟我方证人、与合作的美国所律师以及对方律师一起工作，根本没有时间去看望师长、同学或朋友。但是，生活中往往有各种惊喜。那天我和大成生化的李总和王总在K街一家意大利餐馆吃午饭，忽然看到一高大的身影从窗外路过。那不就是是鲁克恩法官吗？闪念之间，我蹿了出去，果然是他。于是我就在街边跟法官聊了聊，告别的时候，法官跟我开了个玩笑说，既然我11月初还要到华盛顿，他就“命令”我一定要去看他。现在想来，老法官对我青睐有加，恐怕还是投缘。

2008年3月份大成生化案开庭，我顺便又去看望了鲁克恩法官，我们约了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附近吃中饭。一个亚洲风格的小餐厅，我们各点其菜各付其费。谈到当时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正修改调查规则这一业内要闻时，老法官怅然，说起委员会有人提出想把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设置首席行政法官这一规则改掉。由于老法官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最资深的行政法官，如这一条拿掉，就意味着老法官就无法成为首席法官。尽管首席法官只有分配案件等并不实质的权力，更多的是一种荣誉性的头衔。但这毕竟是一种承认。我搜刮枯肠，实在想不出合适的话安慰他。尽管老法官对于美国337调查的贡献有目共睹，但仍然有人跟他过不去。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好在当年7月，老法官被任命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首席法官。公道自在人心。作为老法官的粉丝，我也松了一口气。

说来也奇怪，这些年我代理了不少美国337调查案件，居然主审法官都不是鲁克恩法官。而对于我在美国337调查领域执业权利的有重大影响的两个判例都是布莱克法官（现任首席法官）在2006和2012年两个案件中分别判决的，对于这位福星，我只有他一袭黑衣高高在上开庭审案的印象。也正因为我没有老法官手上的案件，从2004年起每年我到华盛顿，只要有机会，就去看看他，听听他对于这一领域发展趋势等等的想法和意见。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2011年，又是在中国，也是我再次邀请他到中国就337调查做巡回讲演，同时邀请的还有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副主席WILLIAMSON和十几位从事美国337调查的专业律师。在北京讲演完毕后，我们乘晚班的航班前去南京，那时的老法官已经年过八十，仍然精力充沛，但比起以前，偶有老态。但是，像我们这种盛年之人在几天的研讨会后均感疲惫。在南京的研讨结束后，我把老法官等送到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南京到上海距离近，高铁是最好的交通工具，何况高铁是中国的名片。我找了朋友通过贵宾室将老法官送到高铁车厢，毕竟他比我父亲还略为年长，老法官特地对我表示感谢。对他而言，我知道这不是美国人通常的礼貌性感谢，那是真诚地表示谢意。这么多年，我知道他是一位真诚的人。望着他离去的高大身影，我没曾想到那将是他职业生涯最后一次国际出访，也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

研讨会数月后，也就是2011年8月，我得知老法官将退休。鲁克恩法官自1984年在他近50岁时成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行政法官，为美国337调查这一领域工作了近30年。他住在离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很近的房子里，据说是因为上班方便，可以步行到达。我到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去拜访他时，他还指给我看。其实，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所在的街区并不是华盛顿的好区，以他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完全可以去更好的街区。但是，他的选择是为工作方便。他对于工作的投入为业内公认，他的庭审可以一周六天到晚上10点，其他法官通常是一周五天，到下午4点或5点结束。他的裁决一写就是300多页，大多成为美国337调查的重要判例。我当时就想，以我对他的了解，退休并不一定对他是件好事。鲁克恩法官喜欢他的工作，对工作极其有激情，美国337调查似乎是他生活的全部。 

转年到2012年1月，噩耗传来，老法官过世，享年八十一岁，此时距离其退休不到半年。至今我认为，老法官如果不退休，他很可能还神采奕奕地在忙他的案件。战斗到最后一刻，马革裹尸还，这才像是他的脾气。对于老法官，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正式的公告上高度评价了他对于美国337调查的历史性贡献，“只手擎天”，撑起了美国337调查这片天。确实，在老法官就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之初，美国337调查也就管点外国仿冒玩具之类的杂事，高大上的知识产权争议例如后来苹果和三星的专利大战在那时根本不会考虑美国337调查这种途径。业界公认，鲁克恩法官加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后，在其审理超过150个案件的过程中，逐步树立了美国337调查这一程序在美国知识产权争议解决的专业声誉，这才导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成为知识产权大案要案的必争之地。

2013年3月，华盛顿的樱花正盛，粉白缤纷，我为橡胶树脂案去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开庭，也问老朋友Tom M. Schaumberg有无机会到老法官墓前献束花。TOM问了一圈，答曰老法官没有选择华盛顿作为其最后安身之所。怅然外，唯有文章以祭之。日日杂务，拖延至今，才有今日之短文。斯人已逝，馨香一瓣以纪念我尊重的老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