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1.10 郝勇
最近有幸应邀在新浪财经开设专栏,在希望对得起读者的同时,也算是对我在纽约十年的律师生涯和在美国十三年生活的一个阶段性纪念。
2000年8月24日是我平生第一次离开中国,我带着一个大箱子,在飞机上还无缘无故的痛哭了一场,至今想不明白究竟是为了什么。当时年景好,可以免费托运两件行李,我妈特希望我把必要的生活用品带齐,尤其是带上一床轻便的踏花被蚕丝被空调被什么的。我对此非常不齿,并发表了多次家庭演讲表示驳斥,大意是咱既出去了就要有个了断,一切从头开始云云。
在芝加哥下了飞机,我唯一的美国朋友,在网上(那时只有BBS之类的)联系从未谋面的西北大学法学院的学长Ross来接我,送到宿舍,半夜两点。我一看家徒四壁,问Ross这点儿上还有没有卖牙刷牙膏的,他说过了街就是连锁便利店Walgreens,24小时营业。我欣喜之余不忘父母多年养育之恩,怯怯地问这光景去大街上溜达会不会给人持枪打劫或遭遇流弹,Ross说切,千万别担心,这是芝加哥最好的区你尽管去。我去了果然安然无恙,还买了电话卡在RitzCarlton楼下的电话亭给家里报了平安。所以大家都说在美国,区很重要,我是第一天就记住了的。
2003年我法学院毕业一门心思要来纽约的国际大型律所,也真的来了,没想到在纽约一待十年。我有时想大家对纽约是不是都有个类似的认知过程,开始时是相当的憧憬,第一次有假期就要去纽约拜觐;住了一阵之后觉得这个脏乱差不是一般的脏乱差,开始怀疑自己的眼光,并琢磨着纽约的光环背后是不是有什么阴谋论;这一段完了之后,喜欢纽约的方便、效率、自由,谁也不把谁当回事的洒脱;现在,纽约是我工作的地方(新泽西是我居住的地方),每天火车呼啸来去,就像阳光空气一样成为生活的基本背景和要素,已经没有必要加以评判和刻意的观察。
实际上纽约和美国这十三年来还是经历了巨大的变化。2001年的九一一恐怖事件,一致认为是美国本土在珍珠港事件后遭受的最大袭击,其实就战略地位和心理影响而言,夏威夷和纽约华盛顿又何尝可以同日而语。而且与珍珠港完全不同的是,九一一后,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竟然基本上不知道应该去打谁报仇,搞掉了塔利班和萨达姆越看越是匆匆解气并向选民快速交差的手段。你的豪宅在明处,打家劫舍的流寇(或者说好听点儿叫游击队)在暗处,这对大户人家的心理阴影不是一代两代人能消除的。
2008年来美国又遭受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直到今天还未完全恢复,纽约那些风声鹤唳的日子我现在记忆犹新,拔刀见血这意思英文叫blood on the street,这还只是小s,大S升级版更贴切,就是血溅华尔街。这个事情由于涉及到美国和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的相对战略地位的消长变化,其意义和影响恐怕全世界还都只是刚刚开始感受到。未来美国如何确定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并如何定位和处理与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关系,这些历史性的问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将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以及我们的后代的生活,无论我们身处地球村的哪个角落。
如果世界运程和人生旅途都存在根本的不确定性,那就接受这些变化吧。变化总是让我们不安,但在永恒的不安中,我们找到了熟悉的过去。
(郝勇律师新浪财经专栏《企业在海外》见http://finance.sina.com.cn/zl/international/haoyong.shtml。专栏文章纯属个人观点,不代表事务所和任何组织意见,也不构成法律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