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箫：春华秋实满庭芳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动荡时代，随处或遇惊涛骇浪，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甘愿埋头于深夜孤灯之旁、抽丝剥茧于浩繁卷帙之中、侃侃雄辩于国际公堂之上，为中国企业的世界征程保驾护航，董箫律师便是其中的一员。作为一名拥有近三十年执业经验的争议解决律师，他可谓是站立在风头浪尖的“弄潮儿”，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践行者、真理正义的捍卫者，也是中国经济激荡翻涌、奔腾崛起的最真切的见证者。

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

1988年的中国，方兴未艾。经过改革开放最初十年间的试探，中国正在小心翼翼地探求更加开放、高效的发展之道。诸如联想、万科等企业纷纷谋求改制和转型，商界的血雨腥风已初见篇章；王之龙、武晓骥、肖微等几位创始合伙人怀揣着热血和决心，正紧锣密鼓地起草君合的立所材料；此时的董箫，刚刚踏上前往北京求学的列车。他从河北的一个小山村，以邯郸市高考状元的好成绩获得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的录取，面对当时“机遇与风险并存，华彩与乱象共生” 的社会，董箫这时有一个强烈的念头——“我想要了解这个世界的规则” ，人生第一次，他把自己与“涉外法律事业”联系起来，冥冥之中，他为将来走向世界舞台迈出了第一步。

度过朝乾夕惕的四年大学生活，董箫被分配到了一家国有外贸公司处理法律相关事务。“一直以来我的目标都很明确，就是特别想做涉外的法律事务。”三年后，他申请调到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河北分会法律部（下称“贸促会”），以公办律师的身份为外贸公司提供法律服务。1996年，他代理中国某外贸公司对阵日本一家大型综合商社，这是董箫律师生涯中面临的第一个国际仲裁案。“与一般诉讼不同，国际仲裁有它自己的特点，不仅要依据某一个法域的适用法或国际公约，还会援引大量国际贸易惯例作支撑，同时也尊重商人之间的习惯做法。”彼时的中国经济成长态势虽然迅猛，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差距，熟悉各种国际贸易惯例的人才更是凤毛麟角。对方的代理律师来势汹汹，案件推进时常陷入僵局，客户甚至几度想要放弃维权。“不能轻易放弃”，董箫坚定地说：“中国的生产厂家和外贸公司为这个项目的完成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们的辛苦不应该付之东流！”

转机出现在走访相关工作人员时，一位快要退休的老员工透露了一个破局的关键线索，只是无人知道这个证据还能否找到。“当时就憋着一股劲，哪怕有一丝可能，也要把这个证据找出来。”早年的国际贸易不像如今可以依托发达的通讯技术和电子系统，传真年代的大部分文件材料都是纸质版归于仓库保存。董箫衣不解带地在代理企业的仓库里翻了两天，终于从浩如烟海的文件中找到那个逆转局势的关键证据。

尽管险中得胜，却也让董箫敏锐地意识到：只要有贸易，争议就在所难免。将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也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来到中国，必然需要专业的争议解决律师为这些企业的发展探寻道路。之后，董箫便专攻国际商事仲裁和跨境争议解决。他作为法律顾问几次远渡重洋，克服重重困难，代理中国企业解决了众多跨国争议案件，被《法治日报》、《国际商报》等主流媒体竞相报道。回想起自己当时的决定，董箫颇有感触：“这确实是个很有挑战的选择，会有各个国家法律适用和文化冲突的交织，但维护真理和正义很有光荣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一遇风云化为龙

如今的法律界的领军人物，当年的青衿少年，或许都有过这样厉兵秣马、枕戈待旦的经历——“洞见时代的发展趋势，感知政策走向，一段艰辛的奋斗历史” ——董箫也不例外。千禧之年后的两次至关重要的机遇，为律师行业的新发展拉开序幕。

1999年底，中美两国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达成双边协议，时逢公职律师改革，董箫果断放弃公务员身份，毅然从贸促会辞职，成为专职争议解决律师。两年后的深冬，伴随卡迈勒手中的木槌落下，中国正式“入世”，中国法律服务市场进一步开放，董箫的业务也进一步扩大，主要处理复杂的国际商事仲裁和涉外诉讼案件。

“业务的规模扩大，面临的头绪也更复杂，要应对的挑战也相应更为巨大。”董箫坦言。“遇上两三个国际仲裁案件同时交叉的时候，从套着上百个附件的文件里找线索，和客户及时沟通，不眠不休两三周是很正常的。”不仅如此，每一个仲裁案件都会涉及到多法域、多法律适用，仲裁和诉讼平行程序常常产生冲突。对于律师来说，不仅要有基本的法律技能，还需要掌握多法律运用，并协调不同国家的法律团队一起工作。“我们当时跟进一个在美国开庭的案子，为了配合美国客户和法院的时差，凌晨三四点才能休息，第二天又早起去上班，连熬了两个月，工作强度非常大！但是只要能实现客户的委托目标，这一切都很值得。”

因为跨国争议案件的性质，他常常需要辗转走访世界各地，了解不同国家的法律适用并体会各地的文化差异。视野开阔的同时，他开始思考如何让这条律师路走的更稳更远。“国际争议解决不是某一个国家的案件，今天可能在中国，明天可能在新加坡申请仲裁，后天去英国伦敦打诉讼，每个国家的规则都有所不同，美国甚至各个州之间的法律都有差别。”董箫诚恳道：“作为律师必须要不断学习积累，不断扩宽自己的知识边界，我们才能维护好客户的权益。”与激流勇进的旁人不同，董箫选择了“磨刀不误砍柴工”。2005年，董箫被美国天普大学法学院录取为硕士研究生，次年，他跟随当代中国国际法学大家周忠海先生，重回母校中国政法大学继续攻读国际法专业博士学位。“一切都还在蓄势，等待着几年后，如山洪倾泻一样爆发。”

2013年的秋天，正是红枫漫山、芦花绽放的时节，国家提出了“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在国内外都是影响深远的大事件。它像海面上平稳有力的波涛，推动着企业驶出中国海域，奔向更广阔的世界大洋。与国家经济大势一脉相承的律师界同样踌躇满志，要在国际法庭和仲裁庭上一展宏图。董箫就是先锋主力之一。2019年，作为牵头合伙人，董箫和他的团队接下一家中国知名企业的委托，处理涉及东南亚某国的融资、股权转让、基础设施建设等争议引发的国际商会（ICC）系列仲裁案件。这是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海外建设中的典型案例，总的争议金额超过1.64亿美元。尽管对方对仲裁程序层层阻挠，提出无理要求挑战仲裁员，甚至在别国法院针对仲裁管辖权提起诉讼，董箫带领团队引经据典，舌战群儒，最终力挽狂澜，说服仲裁庭驳回对方无理主张，出色完成客户嘱托并取得胜利。他们在整起案件中展现的工作质量、效率和成果，尤其是对国际商事仲裁各项程序性武器的熟练使用，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赏。

近年来，董箫律师的法律服务领域早已不拘于大宗国际货物买卖、跨境投资并购、国际经销和商业代理合同争议，还扩展到国际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他曾在标的超2亿元人民币的侵犯商业秘密系列案件中，代理某“财富500强”化工企业通过民事诉讼、刑事报案等多种法律途径，向非法使用其商业秘密的前雇员及竞争者追索侵权损害赔偿；也曾帮助一家世界知名的企业赢得企业名誉权侵权诉讼，有力地维护了客户的企业声誉和品牌信誉。

从最初的国际货物流动到技术流动，再到跨境企业并购，董箫业务领域的变化也见证了中国从相对落后的经济业态到高端经济模式的发展历程。“90年代初中国出口的都是特别基础的材料，引进的是国外的设备和技术。”董箫举例说道：“后来慢慢有了自主的知识产权，逐渐开始出口设备，输出技术。再到“一带一路”鼓励企业“走出去“出口技术，甚至进行跨国并购，在国外收购有技术、有历史、有实力的外国企业。”

随着国内律师行业日益融入国际社会，熟谙跨国商事争议解决的董箫也越来越多地接到国外企业的邀请。在一起标的超 1.5 亿元人民币的技术服务合同系列争议案件中（双方先后在不同法院提起二十余件诉讼），董箫代理某全球领先的信息技术服务公司，凭借第一宗诉讼的压倒性胜利，帮助客户获得有利的全球性一揽子和解方案；在争议标的超2500 万美元的争议中，代表美国某保险公司参加在CIETAC的仲裁；帮助世界顶级芯片制造商通过谈判解决合资争议；帮助欧洲某知名电子设备制造商成功完成三份ICC仲裁裁决的跨境执行……如此骄人业绩不胜枚举。

凭借出色的业务能力和竭心尽力、精益求精的专业态度，董箫多年来入选多家国际知名法律媒体的榜单：他是入选钱伯斯榜单的“争议解决（仲裁）领域领先律师”，被The Legal 500选为“争议解决领域推荐律师”，入选Who’s Who Legal“仲裁领域领先律师”和大中华区“思想领袖”榜单。都说“时势造英雄”，但董箫的成功绝不能被简单概括为“时代的幸运儿”，相反，“用心，用心，再用心”才是他从业近三十年来朴素的七字箴言。因为用心，才磨砺出不懈跟进国外法院程序十余载直至完成客户嘱托的“旄尽风霜节”；因为对这份事业的热爱，才有“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的风雨兼程，和“雨打灯难灭，风吹色更明”的从容坚韧。

初心不与岁月去，意气还似少年时

在繁忙的律师工作之外，备受业界专业肯定的董箫还在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吉隆坡、纽约、日内瓦、日本、韩国、泰国等多地的国际仲裁中心担任仲裁员和调解员，他也是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二十多位理事会成员中唯一一位来自中国内地的律师成员。2020年，董律师作为四位中方专家之一，被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ICC China）推荐加入ICC仲裁与ADR委员会联合设立的替代性争议解决和仲裁工作组，积极为国际商会活动及商事规则制定贡献力量。他还受聘于多个国际组织，这在国内可谓是屈指可数。当提到对仲裁员这个身份的体验时，董律师如是道：“最直观的就是能看到中国律师代理企业应对国际仲裁案件的数量越来越多了，并且中国法作为争议解决的适用法的情况也有所增加。”

董箫律师的话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最近几年的律师业发展——涉及中国企业的跨境争议案件数量持续增长，中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方面的地位和能力日益凸显，两年前爆发的新冠疫情更是加速了这一进程。引用董律师均有担任仲裁员和代理人经历的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的数据，我们就能清晰看到这些变化。在2021年度提交HKIAC仲裁的案件中，国际案件数量超过四分之三，涉及中国内地的案件数量位列第二，在准据法适用频率调查中，中国法排在第三。SIAC的数据统计十年来受理的案件数量，从纵向给出参考，从2019到2020短短两年，涉及中国或中国当事人的案件数量从76件上涨到195件，翻了一倍多，2021年度，涉及中国当事人的案件数量也跃升至第二位。“现在的国际仲裁也更方便了，因为科技发展也在影响着这个行业，在未来必然大有可为”，董律师介绍道：“比如最近有个在HKIAC的仲裁案，当事人分别来自美国和中国，我和另外两位仲裁员一起审理，我在北京，一位在香港，还有一位在巴黎，整个程序都是在线上进行的，虽然仲裁庭成员并没有在线下见面，但在线上就把这个涉及几千万美元的案件顺利解决了。”

星霜荏苒，韶华如驶，2022年，在董箫从事争议解决工作的第26个年头，他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君合。这并不是他第一次与君合产生交集。早在1998年他在国外参加法学院培训时，就在实习的律所与君合产生过短暂的交流。“我当时还惊讶了一下，那时在国内像君合这样能与国际律所紧密合作的屈指可数。”同样见证中国律师业发展变革史的君合，如今仍以进取之心不断适应客户需求的新变化，在新的领域中不啻微芒，造炬成阳。“跨境争议解决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战斗，一个大型且复杂的案件背后还需要有其他业务团队的配合与支持，君合就是这样一个能提供支持的广阔平台。”在未来，董箫期待着与君合一起“乘风好去，长空万里”，在这个纷扰的时代发出更多来自中国的声音。

参考文献：

1，大象放映室，《激荡四十年系列视频》

2，张羽，《方圆》杂志，《律师业四十年之变》

3，“君合法律评论”公众号，《光阴的故事》

4，胡阳潇潇，“汤森路透ALB”公众号，《中国律师在跨境争议解决中愈发扮演主导角色》

6，Hervey Yan, “Business China Law”，《4名中方专家成功入选ICC替代性争议解决和仲裁工作组》

7，《中国贸易报》，《专访 | ICC商法惯例委员会专家董箫说“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