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骐，君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中国最好的涉外律师之一。作为一个天性即奋斗的中国人，他在年轻时拥有最好的运气，却又为此运气所累，远走他乡。最蓬勃发展阶段的社会环境，曾让他趾高气扬，也让他认识到，成就他的因素，不仅是他自己，更是他所处的时代。

律师这个职业，承载着超出一个职业本身的意义。李骐在其中迷茫过，也在找寻意义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信仰，包括职业与宗教。他是观察当代中国的良好样本——当中国的精英群体实现了阶层、物质的跃升，他们的精神是何去何从？

课后，李骐站在文森特老师的办公室，看着自己的试卷，突然反应过来，比他“资历”浅的文森特老师，是可以给他这门考核课不及格的。

那是1998年，李骐在纽约，不再是红圈所的创始人，不再是起草了上千页英文合同执业7年的律师。他只是个在法学院第一门课——《美国法律方法入门》——第一次考核就差点没有通过的普通中国留学生。

之后继续攻读法律博士的他，每天花2个小时搭地铁上下学，推着婴儿车走在纽约积雪的街头。他的妻子收集超市的优惠券，研究如何做出经济实惠、种类不同的三明治，而不再是带着保姆出席宴会的李太太。冬天，冷风从窗缝渗入他们租住的公寓，全家每年花掉的学费与生活费，在当时的上海市中心买一套三室一厅绰绰有余。

再往前5年的1993年，上海茂名北路与延安路交叉口，东皇饭店二层，李骐与几个同事以及两位刚出校门的学生，一起创立了方达律师事务所——当时的Lee & Partners，后来的Fangda Partners——红圈所中唯一一家海派律所。

那时候中国刚刚允许国外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大陆设立代表处，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律师们戴着金色袖扣、抽着雪茄，来到北京和上海。新开放的市场充满机遇。

李骐模仿的就是他们。方达成立第一年房租38万元，配备自动翻页复印机；每个律师都有一条电话线，专职秘书协助行政事务。1993年的那群年轻人相信，所有提高他们形象和效率的事都值得投资。他们意气风发，用英文名字，包括秘书和会计。那年李骐不过27岁，其它几个创始人比他更年轻。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传奇故事数不胜数，李骐不算特别特殊，但他作为律师，一定程度能代表中国律师群体的崛起——与任何群体的崛起一样，经过一个断裂的时期，然后兼收并蓄，以中国人的生存韧性，摸着石头过河、壮大、转型。

政策环境、头脑、勤奋与运气，这几个要素在改革开放的成功故事中缺一不可，出身倒是显得没那么重要。李骐就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他的父亲是浙江宁波鄞县人，年轻时候追随亲戚到上海金陵路布店做学徒。

李骐的父亲是家中最小的孩子，能闯敢拼，且拥有很强的动手能力。对李骐来说，律师可称得上是一种工匠工作，而工匠所需要的耐心和完美主义，他即从造房修桥的祖父与父亲身上一脉相承。

父母对李骐和妹妹并无过高要求，一家五口曾共居的一间9平米屋子里，只能勉强挤下两张小床，李骐从小到大身上被寄托的希望，只是考上上海技校，毕业后分配工作，拿每月36块的工资，贴补家用。

如果没有考上格致中学，李骐的命运也许会不同。70年代末，李骐参加上海第一届的小升初考试，以优异成绩进入格致。

格致中学的历史可追溯到1874年建成的“格致书院”，倡始者是当时的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促成者是晚清重臣李鸿章。据格致中学官网介绍，“格致是上海这个特殊城市的产物，是异质文化交织的结果，是近代中国最早中西合办，系统传播自然科学知识，培养科技人才的新型学堂之一。”

李骐考入时，格致是上海黄浦区排名第一的初中加高中。初中三年，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高润华，让自己班的学生每天比其他人早到45分钟，7点开始早读，从那时起李骐喜欢上了古诗词。高中时李骐做了学生会主席。他是乖巧听话的学生，多年后学校老师依然对他印象深刻。

格致中学校史楼

图源：格致中学官网

作为当年高考黄浦区文科第一名，高考前，李骐因早恋被取消保送资格。他惴惴不安地参加高考，报了分数要求第二高的国际政治专业——第一是世界经济，他怕考试失利，没敢填这个志愿，后来他娶了学此专业的女朋友为妻。

1984年，李骐进入复旦。当时的复旦，是继深圳大学之后第二个鼓励学生勤工俭学的高校，李骐每月从家里拿40元生活费，还在“大家沙龙”兼职。他不再只关注学业，他旁听哲学系、政治系的课，读卡夫卡，读走向未来丛书，他看西方经济学，喜欢萨缪尔森。

本科即将毕业，李骐依然想不到自己可以做什么工作，他觉得国际政治专业并不能让他实现“养家糊口”的目标。

彼时复旦法律系的两个老师，同时也是婚姻法律师，在大家经济状况普遍不好的情况下买了摩托车。那是1988年，中国律师业刚刚改制，律师总人数不到3万（中国法律年鉴）。李骐想，这是榜样，也符合自己“学一门实在手艺”的目标，基于自己英语基础扎实，他报考了复旦国际经济法专业的研究生，笔试第一名，师从董世忠教授。

读研期间李骐对法律并无太多概念，但当时董世忠教授还是教了他较为实用的国际建筑工程承包合同标准（FIDIC）。李骐享受研习英文句法，董世忠从美国请来Alan Miles Ruben教授，为班上学生教授美国合同法。李骐的硕士论文即关于英美合同法。

毕业后，李骐想在更开放的珠三角一代找律师工作，但在广东四五个城市都求职失败。作为上海唯二的两个志在做律师的研究生之一，没有客户的李骐，依然难有执业机会。彼时国内律所还处在“国办所”阶段，律师并没有多余的业务可以分给年轻人。

于是李骐又回到做过实习律师的上海，在上海联合事务所和上海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也称第三律师事务所），这两个需要使用英文的律所之间求职，最终进入“三所”。

1980年是中国律师业的重要年份，那一年，《律师暂行条例》颁布，空白了二十多年的律师制度重新建立；也是在1980年，“四人帮”的审判开庭，10位律师为“文革”的主犯们辩护——那是新中国律师的第一次“亮相”，虽然是“为坏人辩护”，但对中国诉讼程序的进步具有标志性意义——恶劣的被告人也有权利得到律师的辩护。

李骐进入的三所，就有几位律师参与了那次辩护。在三所，李骐付出了“120%的努力”，遇到了自己“500%的运气”。

国办所按学历定工资，给研究生毕业的李骐不到200元月薪，而他研究生期间打工收入约1000元。于是他一边继续兼职家教，一边在三所上班。

他从刑事自诉做起，接触了一两起海事案件，因为英语好，也做贷款及合资企业业务。但直到比他早两年进入三所，华东政法大学毕业的刘大力律师转投新所，李骐才有机会跟着刘大力在三所的老师，蒋鸿礼律师办案。

蒋鸿礼律师旧照

蒋鸿礼出身书香门第，曾读过东吴大学法学院，主做银行业务，是当时上海屈指可数的“资深律师”，也是上海银行界的法律权威。他指点李骐穿成套毛料西装，带他出入新华路上的皇冠假日和虹桥的扬子江大饭店会见客户。

2023年蒋鸿礼先生离世，李骐在自己的公众号里写：

我还没出道时，蒋先生已经是上海滩一众律师都仰慕的长者——他包揽了上海几乎所有国资银行和许多外资银行的法律顾问，还应司力达（Slaughter & May）之邀做了中国第一个B股发行和上市承销商的中国律师。君合的刘大力律师和我当时是蒋老师的晚辈和跟班。顺便说一下，若不是同门师兄大力律师后来去浦栋律师事务所创业，我是轮不上做蒋老师徒弟的。

李骐只在三所待了两年，除了收获了蒋先生身上的诸多宝贵品质，他还收获了之后整个律师生涯都受益的东西，客户。

因律师制度曾销声匿迹20多年，当时包括三所在内的律师生态，呈现出一种律师极稀缺，但律师在业务层面的专业程度又完全不够与外所相提并论的状态。

李骐用原北大国际法研究所所长王铁崖带研究生时的态度举例。王铁崖那时对自己的学生表示，自己虽身为教授，但法律知识与英语也已几十年未用，荒废多年后，教学是一个与学生一起重新学习的过程。“当时不确切知道一些英美法法理上的专业知识，但我相信当时上海也没太多人知道。”李骐回忆道。

另一个历史背景是，我国的司法行政机构经历了设立(1949年)——撤销(1959年)——再设立(1979年)的过程。

在一切都刚刚的起步的状况下，客户甚至不用争取：整个上海的银行业务，都恨不得交到蒋鸿礼律师以及他的学生手里。

于是，到1993年，李骐做律师刚刚不到3年，一边是蒋先生和他在三所的弟子们，一边是刘大力律师，几乎垄断了上海主要的银团贷款和抵押贷款业务。

1992中国建立B股（人民币特种股票）市场，刘大力和李骐先后跟着蒋鸿礼做了中国第一个B股的承销商律师（当时的公司律师是海问律师事务所的何斐律师），接着就有第二个、第三个B股项目。李骐做不过来，邀请一直合作的黄伟民、秦悦民律师一起做。

证券公司和外国律所闻风而来，先是请教证券法问题，然后咨询其他商法问题。一时间，李骐成了金融法律界和外资律所圈的红人。

那段时间除了工作，李骐什么也不做。他后来的妻子，那时的女朋友每天下班坐公交从虹桥到静安看他，而他因一天高强度的工作而说不出话，脑袋发木。两人在小饭馆沉默着吃完一碗面，李骐才回过神来，说一句：你回去吧。然后把女友送去车站，自己回到办公室，继续工作，常常睡在办公桌上。超负荷工作日积月累，以至于后来不到30岁时他就脱发到“见顶”，反倒是如今年近60，李骐接受智合采访，黑灰色头发茂盛。

李骐、黄伟民和秦悦民律师在三所操盘的银行、证券、外商投资业务，为方达打下了基础——这是方达成立的前夕，此时，李骐在三所的位置已有些尴尬。

1989年，君合律师事务所以“合作制”的形式在北京成立，那是国办所由合作所，向合伙制律师事务所转型的中间形态。

1992年合伙制律所正式试点，几十万家合资企业、千亿美元的外商投资开始进入中国。与北京相比，上海的律师业已稍显落后。李骐作为翻译陪同当时上海司法局副局长缪晓宝去美国考察，面对纽约、芝加哥律师的压迫感，他还没想过，自己以后要跟这些律师一样。但缪晓宝已经开始鼓励国办所里年轻有为的律师创立合作制律所了。

三所根据业绩，给工作刚两年的李骐分了房，全所亦开始实行30%的律师代理费提成制度。工作起来不要命的李骐，业务如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多。

当时三所40余名律师，仅3部电话、1部传真。李骐的客户与其他律师的客户不同，不用经常见面，严重依赖电话和传真。太多电话找李骐，而当时的三所却在下午4点左右主任办公室锁门后无法使用传真机，接收不到客户文件。事务所安排的实习生轮不上做律师才第二年的李骐，他自己找熟人招聘实习生，那些实习生中有不少成为现在上海律师界卓越的律师和法务。

李骐回忆：“事务所那么多人，只有一个秘书，我们求着她帮我们打字，要跟她说好听的话，要不然她会发脾气，因为她很辛苦啊。”

三所执业期间，李骐已表现出创业所需要的胆识。作为刚出道2年，不到30岁的律师，他对与客户沟通没有表现出畏惧；在许多开辟客户成本无处报销的情况下，他个人垫资；他会一个人租车从南京到上海，按着拟上市公司清单，在没有介绍人的情况下一家家敲门，推销上市的法律服务。

终于，1993年末1994年初，在文章开头提到的东皇饭店，李骐和一群年轻人成立了方达。

方达第一个办公室近照

根据当时规定，方达以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形式成立。参与创立并从一开始就全职在方达工作的有李骐、黄伟民、秦悦民律师和刚刚走出复旦法律系的周志峰和吕晓东等人。方达的英文名当时为“Lee & Partners”，旨在承认李骐在方达创立时期不可替代的领军作用和影响力，也容易被人记住。创立之始，在上海市司法局登记在册的合作人还有齐轩霆律师，其在1999年底全职加入方达。

创始人们竭尽自己的能力凑出了 “创业基金”。同时李骐把三所给他分房的14万元退了回去，那套房子已经成了他的婚房。

那是李骐人生最大起大落的五年。他转变为日后的李骐，与那五年最为相关。也是在那五年，国内证券交易市场开放，IPO、金融和房地产成为商务律师的主要业务类型。

远赴美国之前的7年律师执业生涯，方达代表过当时上海大多数的中、外资银行，服务了上海第一批基础设施、酒店和公寓建设贷款项目，主导了150多个分别在上海、纽约、香港、伦敦和深圳的各种公开发行和上市项目。

方达的这群律师可能是当时全中国平均年龄最小的一批了。他们搬进5A级写字楼，开始聘用授薪律师。合伙人们到上海、北京各大校园去招聘应届生，为外地来沪的聘用律师在上海七宝当时时髦的万科公寓里租了一间宿舍。

更重要的是，与上海绝大多数事务所不同，方达并非提成制：所有的律师费收入，先支付房租和在当时让其它律所瞠目结舌的聘用费用，再根据客户的来源、管理的案件和各自的工作小时进行分配。这一切在当时的上海律师界，都是令人费解的创举。

作为名声和律师费收入都在方达独占鳌头的李骐，随之面临的各种压力也是首当其冲。

创立不久，方达很快跻身北京最早一批合作所才入榜的中国优秀律所榜单，一起上榜的还有李骐和他的伙伴们。

虽然如此，李骐常常焦虑。在那个时代，国际律所的律师费动辄是中国律所的几倍甚至十几倍，李骐和他的伙伴们的资历，会被国际客户、同行质疑。同时，在与国际律所合作的过程中，李骐也看到了他们令人生畏的一面——那些拿着英美名校法学院学位的律师，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

方达拜访刚开张的高伟绅上海办公室

李骐（左三）黄伟民（左四）秦悦民（右三）吕晓东（右一）

争强好胜的李骐意识到，留洋才是让别人刮目相看的唯一途径。他决心把自己变成他曾有所“敬畏”的华尔街律师。他去美国读书的决心如此之大，在他离开上海去纽约时，他的孩子才三个月。

文章开头的文森特老师是他在美国苦闷心情的开始，他在自己的公众号里写：“我抛下妻子、孩子和工作，穿过半个地球来到纽约，请一个一半母语还是法语的外国留学生给我讲法律英语写作，我心里的郁闷可想而知。”

李骐的英文水平在1998年的中国律师界就已经出名：全国律协为选拔中国律师去英国培训曾每年组织雅思考试，李骐没怎么准备就轻松拿下第一名。

当李骐对自己的英文水平笃信不疑，同时又讶异于自己的《美国法律入门》差点不通过时，他知道，是时候让一些东西归零，重头再来了。后来他偶尔回头看自己工作早年写的英语，会哑然失笑。他写下这么几段话：

许多在中国国内开车很溜的司机，在美国考驾照总是考不过，因为他们有太多的习惯，但这些习惯是违反交通规则的；我后来也发现，不少在国内事业很成功的律师到美国读书显得很累。相反，那些刚从学校出来的学生，倒是简简单单。

因为开始之前，人先要向过去告别过去。 

告别过去，对于我意味着离开住在上海100多平米的三房两厅的温暖家庭，到异乡他国每月花800美金住7-8平米的宿舍；意味着一年花费相当于一套上海不错地段的两室一厅的学费和生活费（1998年的四万美元），以及一年放弃同样在上海的好几套两室一厅的丰盛收入。

更难的是，这还意味着放弃我一直洋洋自得的英语、自以为理解的法律、自以为成功的事业。

这叫做重头再来。

1999年1月，方达举行五周年酒会。酒会很高调，领导和媒体都来了。还在美国留学的李骐专程从纽约飞回上海，宣布方达的英文名字改为Fangda Partners——他放弃自己的冠名，并且决计不给自己呕心沥血创立的第一个事业带来任何后患。方达的英文名字改了，李骐也默默将自己的英文签名从Lee改成了Li。

除了李骐自己，没有人能知道当时的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笙歌归院落，热闹已经是别人的。酒会结束，李骐回到了大洋彼岸。

大洋彼岸，33岁的李骐在人生第一次跌宕起伏中完成了哥伦比亚大学LLM（法律硕士）的学业，在华尔街一家律师事务所交流。他的太太放弃了上海第一批国际投行的工作，追随他去到美国，一边带孩子、一边申到了纽约大学商学院。一年后李骐继续攻读哥大的JD（法律博士）。这对上海投行圈有名眷侣，同时变成了学生。

在这个阶段见过李骐的某个律师，因觉得他穷困潦倒而想要出手相助。因为李骐几乎一无所有——没有钱，没有工作，等待法律博士录取时间长达半年。拖家带口的他，几乎用光了积蓄，还卖掉了自己在上海的婚房。太太和自己的学费高昂，一岁多的女儿对一般奶制品和豆制品都过敏，只能喝特制奶粉，一个月喝掉200美金。

一年10万美元的支出，压在一个大学时期就以经济独立为唯一目标的人身上。

 “然而，我在大多数的时候却是幸福的，幸福到难以形容——因为没有比心里充满盼望更为幸福的了。这个盼望甚至是没有依据的。”李骐在记录那段时光时候如此写道。

一无所有，但与最重要的亲人在一起，在那段时间，李骐还有了宗教信仰。

当他不再顾忌自己是一个知名律师，而是像任何努力的法学院学生一样，发表英文论文，做哥大商法杂志的文章编辑，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DeMore v. Kim案做法律研究，然后回家给孩子喂饭、为家人申请免费医保和和托儿所，甚至将自己的公寓租出一间房来贴补家用的时候，他才是真正地重新开始。

一无所有，但与最重要的亲人在一起。李骐的妻子一边在商学院读书，一边做助教，一边照顾丈夫和孩子，最终她在斯特恩商学院以优异成绩毕业，是2001年经济危机后第一批找到工作的毕业生。

在踏上获取英美学历与华尔街工作经验的征途之前，李骐心里的目的是：用无可挑剔的履历让中外同僚们心悦诚服——“我是最好的，没有之一”。

但李骐不可能想到，他会在纽约有那样一个下午。坐在路边思绪漫飞，上海如同一个遥远的梦，越来越远，他循着优美的音乐，来到百老汇长老会教堂，唱诗班开唱，他的过往，如同电影一般在自己眼前放映。

“我突然明白，我远远不是最好的，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罪人。”他又知道他曾经苦苦寻求的人生意义已经有了着落。“多年的委屈，突然被巨大而无声的喜悦漫过，让我瞬时泪流满面。”李骐后来如此回忆。（“罪人”为基督教语境而非刑法语境。）

之后，他有了自己的信仰，他说那是他新生命的开始。

那是1999年夏天。过去已走远，未来向何处去却不确定。但没有什么比发现了人生意义更有意义的了——他深知家庭的重要性，同时享受盼望的美好——也正是在这种状态下，他遇到了未来让自己有归属感的工作平台。

正当他已经定心在美国发展，决计做一名真正的美国律师时，刚刚加入君合律师事务所的马建军律师，带来了一份来自君合的邀请。这对已经一心一意在美国生活的李骐一家有点突然。他第一反应是拒绝，然后觉得这也许是个机会。

君合是李骐一直仰慕的律所。他和方达的合伙人曾一直向北京的律师请教，也认识君合的一批前辈。李骐和跟马建军律师私交也不错。考虑了一个星期，他向马建军表达了加入意愿。

李骐很快接到多个君合合伙人从国内打来的电话，包括已相识多年的创始合伙人。他们普遍比他大5-10岁，他感受到温暖。正是这种温暖，给了李骐从方达全身而退的勇气。

“所以我跟君合的感情很深。”李骐说。两年后的2003年，他作为君合律师，正式重归上海律师业，也重归各大榜单。

李骐回国之前的十年，是外国所与本地所并存的第一个十年。李骐回国的2003年，恰是红圈所相较于外资所崛起的开始。这个阶段，外国所的资深非合伙律师，开始降薪回流到国内所，成为合伙人。

外所在中国，不仅是本地所的客户，它跟在中国办事处的外国律师、回流到国内所的律师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提高了国内律师的专业能力。同时，也有许多律师寻求去海外升级学历，然后回国为自己的薪资升级。

万事具备的李骐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在君合上海作为涉外并购律师的十年。

一开始，他仍是那个毫不松懈、以极高标准要求自己的律师，在君合创下了三晚没睡，连续加班时间最长的记录。但在君合的大家庭氛围中，他逐渐从方达时代的“一家之主”、“独唱团”角色，学会了理解人、关心人。

2008年，李骐在深夜写下一封温柔又恳切的信，回答刚刚离开的年轻律师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是一个律师？

信中提到他刚开始做律师时每年至少2000个工时的疯狂，提到自己忽略了家人与朋友，“我的心中还是空空的，因为没有人能回答我我为什么是一个律师”。提到自己带着所有的挫败与疑惑，去美国读书，“我的妻子原谅了我短暂地离家出走，因为她也知道我在苦苦寻找一种意义”。

李骐通过这封信总结了自己在美国作为法学生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我发现法制社会的用意是让每个人就每一个具体的争议不被这个不平等的世界所淹没……所以，律师就有了两个明显的责任——一个是找到可以依托的法律，另一个是制造正确的法律。这两个使命已足够让我工作一生。”

哪怕像是最道德正确的陈词滥调，但李骐依然在信的结尾郑重写下：

带着这些想法，我回到了中国。我想重新做一个好律师，而不是赚钱最多的律师。我希望能够实实在在地用法律帮助别人。我在这所有的使命当中感到渺小，又感到欣慰。我做一个律师的目的就是一个做人的目的。我想帮我的客户做到他们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非常难以做到的正确的事情，我想帮我的同事体会法律的目的和生命，我想帮我的家人和其他的人安身立命。能够提供这种帮助需要我很多经验和知识（不管在中国法庭还是美国法庭）， 因此我10年的法学院才没有白费。我也必须学会应对各种复杂环境的本领，因为帮助别人必须具备很多能力。我能帮助的人很有限，但如果我帮上了他们，也成就的法律的目的。

在君合的前十年，是李骐与过去的自己和解的十年。作为中国最早登上榜单的一批律师，李骐曾迷失在“中国最好的律师”这句咒语中。美国的历练与君合的平台让他发现，律师群体普遍将自己的职业看得太窄，律师的角色，不应该只是解释法律——尤其是商业律师，最终目的应该是解决客户的问题，让客户达成其目的。

当面对一个困于政策障碍，想要在中国开设担保公司但又不可能获得批文的外国客户时，李骐没有像其他律师那样直接否定客户的想法。他详细了解了客户需求背后的商业逻辑。

那位客户希望通过在中国开设担保公司，来确保中国供应商的及时付款，同时担保公司也可以收取担保费。李骐设计了一套系统，让客户无须成立担保公司，就能通过其他方法验证供应商信用，达到同样的商业目的。处于君合大平台，李骐的创新精神得以施展的范围更为广泛。

大项目依托于大团队，他开始真正学会与人沟通，变得平静、耐心。他深刻感受到一群人可以创造的价值，大于一个人的单打独斗。李骐开始刻意淡化自我，他总结了一套带初年级律师、中年级律所与初级合伙人的方法论，如今，不少团队成员已成为君合的中流砥柱。这个阶段，25年烟龄的李骐还戒了烟，开始跑马拉松，积累的客户包括《财富》杂志位居前列的国际企业，也包括新兴本土企业。

“李骐律师是以客户为导向的合伙人，会将最优的资源和团队配置给客户。”2023年的钱伯斯榜单，他是公司并购领域里的“业界贤达”，市场评价一栏如此写道。

2013年，为了与女儿生活在同一个时区，李骐与妻子，再次回到了美国，开始了自己职业与家庭的双城生活。对他来说，这是另一次重新开始。

他从湿润的上海搬到干燥的加州，在年近半百时面对离乡背井的孤独；从日常饮食到人际关系，从教育理念到政治气氛，都与他已经深深扎根的上海不同。他还必须承认的是，他已不再年轻，看电脑开始吃力，需要老花镜，打字时肩膀隐约疼痛。

他每年在中美之间飞行五六次，从一个有名的中国律师，变成一个寂寂无名的外州律师；从税收洼地，转移到税收高地，让他的收入减少了一半以上；从熟悉的并购领域，跳入崭新的高科技、风投、生物医药领域；他再次告别有司机和保姆协助的生活，甚至罕有律师或秘书的帮助。当别人问他，你是不是一个handy man（动手能力强的人）时，他的回答非常律师，既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而是：“I can be（我可以是）。”

以上种种，都是一个中国律师在海外执业风光的背面。远在美国，没有君合大平台直接的行政支持，没有团队簇拥，一个律师必须带着创业精神开疆拓土。

中美两国在金融工具、税务、外汇以及监管方面都有巨大差异。要在复杂的交易中找到平衡点，法律知识之外，对项目中各方文化的深刻理解和沟通能力颇为重要。

即便李骐在美国是一个“非知名”律师，但他无疑是一个对跨文化交流充满热情的法律专家。

一个胶着了半年的收购交易案，因素冗杂：美国公司、中国科学家、印度裔企业家、一心想促成交易的德裔投行、越来越没有耐心的卖方，以及从未离开过北方小镇的当地律师。

有着和各种人物打过交道的李骐，很快理解了每一方参与者的期望和需求，以最快的速度赢得了各方信任，在一天之内设计出了各方都能接受的交易架构，顺利交割。

即使不在身边，君合的同事仍然是他坚实的后方。刚到硅谷不久时，李骐就和君合公司组、知识产权组的同事一起，代表美国一家上市公司完成了当时君合历史上价值最高的许可协议。

失败案例也有，李骐从中学到的更多。新泽西一个未完成的大学收购案，李骐比从前更深入和直观地看到了美国各种力量的角逐，在其中各方利益的互不相让，让他继续思考文化与经济的复杂性，以及作为一个律师，所要做的功课是如何微妙与复杂。

在谈到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涉外律师时，李骐强调最多的是“去自我化”——一个原本就功成名就的律师最难做到的一点。

“去自我化的意思，是你要蜕变成一个能够用当地思维考虑问题的律师。这需要谦卑、对当地文化有敬畏。想要让本地人信任你，把你当自己人，你需要一个真心去了解与沟通的过程。”李骐说道。他认为语言能力是基本，而习得文化则是一个长期的、需要耐心的过程。

如果按照李骐的标准，他可能是最适合做涉外律师的人：年轻时候受过挫折，放下一切重新开始过，天然便没有那种“满杯水”的自负。

他挖掘出自己身上的“特殊价值”：在中国、美国东部与西部都生活过，能体会每一种文化的细微差别并融入其中。他可以跟中国客户讲明白美国的法律与其生态环境，也能跟美国客户说清中国式的思维。

于是李骐对自己的定位便更加清晰：成为中美两国的法律专家。一边是君合的平台和广泛的客户网络，一边是李骐在美国积累的经验与资源，“所以我想成为赴美客户的向导，君合内部的‘啦啦队长’。很多时候，我愿意成为安慰者，鼓励者，帮助者，无论是对我的朋友、客户还是对君合内部。”李骐说道。

李骐与君合硅谷团队

让李骐与君合结缘的君合纽约办公室，是君合在海外的第一站；硅谷办公室的成立，源于君合的朱坚律师对中美专利事务增长趋势的判断；2024年，基于李骐对美国西海岸法律和经济生态的了解，君合西雅图办公室成立。

作为君合这家大所的国际化战略的一部分，李骐一个人撑起了一个办公室。硅谷的经历，让他学会了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独立完成工作。他的经历和君合平台验证了，他既可以成为一个大团队作战的成员，也可以成为一个孤单尖兵。所以在君合的官网上，李骐，“是一个持续创业者”。

曾经在美国求学的艰苦，赋予了李骐在海外迅速找到归属感的途径：社区与信仰。社区生活让他及家人有融入感，他珍惜参与的每一个社区活动中所建立的关系。信仰，则是他再也未改变过的终极方向。

李骐热衷公益活动，律师职业之外，他做着直接助人的事：鼓励华人参与选举，为湾区华人律师交流做公益工作；担任一家教育基金会的理事，支持并参与多个公益事件，包括为亚、非、南美贫困儿童提供救助与受教育机会，在中国支持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和兔唇的儿童进行手术，他也参与美国当地的政治活动，帮助推动在美华人、华人律师们维护自己的权益。

“我很注意倾听——倾听而不评判。”李骐提到一本书，《优秀的绵羊》，这是一本耶鲁教授分析精英教育问题的书。

曾经的李骐骄傲，他看到美国律师的爱马仕领带与强势风格，然后他成为跟他们一样的人。这个过程在曾经日新月异的时代，迅猛地将李骐变成了“中国顶尖律师”，也让他用之后多年，完成他口中的“去精英化”过程，让他学会了如何回答《优秀的绵羊》中所提出的最简单的问题：

你该如何跟你的园丁对话？你该如何在头顶光环之后，再次找到自己。